问题——跨境经贸往来提速带来纠纷增加，统一规则与高效解纷需求更突出。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跨境贸易、投资、航运及新型业态合作更为活跃，涉外民商事纠纷类型更加多样、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全国法院审结涉外案件15.9万件，较“十三五”增长66%；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涉外民商事案件3.36万件，同比增长31.76%。案件增长既体现开放型经济的活跃度，也对裁判尺度统一、法律适用清晰、争端解决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原因——开放深化与规则对接同步推进，涉外法治供给需跟上需求。 一方面，企业“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双向互动更频繁，合同履行、公司治理、清算破产、股权出资、航运保险等纠纷更容易跨法域中交织；另一上，国际商事活动高度依赖可预期规则，涉外管辖、准据法选择、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查明等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当事人的程序信赖与交易安全。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参与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外国国家豁免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仲裁法、海商法等重要涉外立法修法工作，并围绕外国法律查明、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适用等出台多项司法解释与配套文件，提升涉外司法规则供给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影响——裁判尺度与解纷能力既关乎营商环境，也事关企业海外权益保护。 涉外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是国际商事主体评估一国营商环境的重要参考，也关系国家发展利益的制度保障。裁判标准统一——有助于减少“同案不同判”——降低跨境交易不确定性；多元解纷机制运转顺畅，有助于更早阶段、以更低成本化解纠纷并实现利益平衡。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实践显示，通过诉讼与调解、仲裁资源协同配置，既能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也能为中国企业海外权益维护提供更有力的法治支撑。 对策——以规则完善与机制建设并进，提升国际商事争端解决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表示，将围绕“十五五”开局重点推进三上工作： 其一，加快完善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与程序规则。抓紧制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海商法、反外国制裁法等配套司法解释，推进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修订草案起草工作，开展仲裁法、外国国家豁免法司法解释调研，适时发布涉外管辖和法律适用指导性案例，并围绕涉外商事海事调解、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等发布典型案例，以更清晰的规则和更稳定的预期统一裁判标准。 其二，做强国际商事法庭体系，提升专业化审判与实质解纷能力。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西安设立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截至202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共受理国际商事案件46件，审结37件，当事人涉及21个国家和地区，标的额137.9亿余元。调撤案件10件，占比27%，调撤金额达37亿元。同时，经批准，苏州、北京、厦门、重庆、上海、广州等地18家中级人民法院先后设立地方法院国际商事法庭。2025年，各地方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审结涉外商事、涉外仲裁司法审查等案件1777件，同比上升24%，涉案标的额近400亿元。对应的数据表明，专业化平台对提升纠纷处理能力具有明显带动作用，我国国际商事审判的制度供给也在持续向纵深推进。 其三，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推动诉讼、仲裁、调解高效衔接。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已建立“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纳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10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2家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形成资源对接的在线平台，促进司法与仲裁、调解有效贯通。实践显示，充分运用调解，有助于在依法裁判基础上推动实质性化解，实现多方共赢，也有利于增强外国当事人对平等保护与程序正当的直观感受。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大对仲裁的支持与监督力度，推进诉调对接机制建设，完善涉外商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支持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发展，努力形成公正、专业、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方案组合。 前景——在制度型开放中提升国际影响力，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开放大局。 从趋势看，涉外案件数量增加与纠纷类型升级仍将延续，国际商事主体对规则透明度、程序便利度、裁判可预期性的要求也将继续提高。以配套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为抓手，推动规则与标准统一；以国际商事法庭与地方法庭协同为支点，提升专业化审判能力；以“一站式”平台为纽带，促进调解、仲裁与诉讼优势互补，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领域的制度竞争力。随着相关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涉外司法的国际传播力、规则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有望同步增强，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法治支撑。
涉外法治建设既是服务开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参与国际规则互动的关键能力。在案件增长与外部环境变化叠加的背景下，持续完善规则供给、统一裁判标准、提升多元解纷效能，有助于将公正、高效、可预期的司法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竞争力与国际合作吸引力，以更高质量法治保障开放型经济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