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公元1925年7月14日，这一天让时任北京清华学校校长的梁启超感到震惊无比。当他从留学费城的儿子梁思成的信中得知，大唐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与拳毛騧早已远渡重洋流落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时，心中那份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早在1914年，这两匹象征着唐太宗李世民赫赫战功的石刻名驹就已被盗运出国。如今它们还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保存着，而剩下的四匹则是在送出国门的半路上被追回了。1949年后，这些失而复得的石刻才得以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中，供后人瞻仰。 这一幕给梁启超带来了莫大的触动。他在给梁思成的回信中直言：“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作为一位文化名人，他深知这些石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这些马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大唐历史的见证者。唐朝画家阎立本与书法家欧阳询等大师的心血之作，被洋人当成了古玩商牟取暴利的商品。这一现状让他发出了“可叹，可叹”的感慨。 实际上，昭陵六骏原本是唐太宗为了追念在征战中阵亡的良驹而刻制的。这六匹马分别叫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飒露紫。它们被放置在昭陵陵园最北端的玄武门东、西庑廊内，形成阶梯状的排列。每匹马的造型都栩栩如生：拳毛騧呈行走状，特勒骠也在走着路，白蹄乌、青骓和什伐赤则是奔跑的姿态。尤其是飒露紫这匹石刻作品最为独特，它展现了随从将军丘行恭为中箭的“飒露紫”拔出胸前箭矢的场景。 据《旧唐书》记载，这一幕发生在公元621年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的一次激战中。当时的“飒露紫”已经负伤倒下，丘行恭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李世民。自己则一手牵着这匹受伤的马，一手持刀突阵而出。回到营地后，丘行恭为它拔出了箭矢。“飒露紫”因此倒在了地上。为了表彰丘行恭的英勇行为，唐太宗特意命人把这个场面刻在了石屏上。这块石刻把战马中箭后的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垂首依偎在人身边，眼神低垂，臀部后坐，四肢无力地颤抖着。 这种把人与马紧密相连的救护之情让人动容。飒露紫原本是西面第一骏，也是六骏中唯一带有人物的作品。它那朴拙的造型风格与其他五匹骏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余五匹雕刻得较为精细圆转，比如拳毛騧就显得细腻而优雅。岁月的侵蚀让它们的局部出现了残损或缺损之处。这些残破反而增添了一种粗犷与残缺之美。 北宋苏轼在见到昭陵六骏的拓片后曾写下一首诗：“荒凉昭陵阙，古石埋苍苔。”他的诗句里满是对这座陵墓的感慨之情。金代画家赵霖绘制的《昭陵六骏图》更是依据原作临摹而成。这幅画既忠实于石刻本身的形象和技法，又融入了唐宋时期画马的独特笔法与设色手法。到了明代的《崇祯醴泉县志》里也收录了这六骏的线图及赞文。 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一文中也曾谈起昭陵六骏的独特之处：“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这种创作手法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直到民国初年发生了那场变故之后——也就是1914年——这些名驹才从大唐皇帝陵墓建筑上的纪念碑变成了不法分子手中的赃物。所幸其余四骏及时被追回并妥善保存了下来。 对于中国人来说，昭陵所在的九嵕山是唐太宗李世民长眠之地；对于美国人来说，它的两骏则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里供游客观赏的展品；对于梁启超来说它是一首写在回信中的绝唱；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记忆；对于艺术家来说它是一幅描绘大唐盛世的辉煌画卷；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它是一段无法忘却的乡愁。 2012年2月当我第一次站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厅里看到这两匹石刻时（霍宏伟供图），我的内心也被深深震撼了：历经1300多年的时光洗礼后它们依然充满了生命力和神韵仿佛在诉说着它们对回归故土的渴望那一刻我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辛弃疾的那句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