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年的成都围城战，表面上是曹魏名将邓艾奇袭得手，实际上是蜀汉统治根基已经瓦解的必然结果。最新学术研究显示，当刘禅朝廷还在争论战守之策时，益州士族以光禄大夫谯周为首，已经达成了政治共识——通过消极抵抗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 问题的根源在于蜀汉四十多年来未能解决的权力结构矛盾。刘备入川建立的统治集团长期垄断中枢权力，而提供主要赋税的益州本土势力却始终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到了后主时期，这种矛盾已经演变成系统性的治理危机。 谯周的《仇国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篇文章表面上主张"息兵养民"，实际上是益州豪强发出的政治宣言。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弟子们在蜀亡后的仕途出现了明显转变：罗宪从边郡守将晋升为晋朝镇南将军，杜轸由县丞升至掌管州郡官员选拔的大中正，文立更是身兼二州刺史。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人才在蜀汉时期的"平庸表现"实际上是有意为之。以巴东太守罗宪为例，他在蜀汉档案中只有"性刚忤旨"四个字的评语，但转投晋朝后立即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不仅成功抵御东吴进攻，还参与制定灭吴战略。这种能力与角色的巨大反差，说明益州精英当时做出了集体选择——"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该现象对理解政权更迭意义重大。第一，地方豪强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度直接影响统治的稳固性；第二，人才的作用发挥程度与利益分配机制密切对应的；第三，表面上的军事失败往往反映的是深层的治理危机。湖北、四川等地出土的简牍资料中，已经发现了多份反映益州大族私下联络的文书证据。
历史从不缺少人才，缺的往往是让人才愿意承担、能够施展、并与国家前景相系的制度环境和共识。蜀汉末年的突然崩塌启示我们：当社会精英选择"退出"，当用人机制无法凝聚人心，再坚固的城池也挡不住人心的离散。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应该落脚于治理能力和制度安排，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无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