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延平的故事里，从小小的群众演员，到后来掌管两岸电影展，经历了不少波折。上世纪70年代初，他还在大学念书，就带着要看林凤娇一眼的决心，跑到片场干活。没有学过专业的电影知识，他就用那双跑断了的腿，在场务、剧务这些打杂的活儿上混日子。后来慢慢混到了副导演的位置，甚至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指导影片。大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独立执导了低成本的《小丑》，没想到这部情景喜剧特别卖座，让他一下子搭上了拍商业片的快车道。 趁热打铁，朱延平开启了疯狂的拍片模式，一年能出四部片子。当时的台湾观众已经看腻了琼瑶和古龙的电影，“小人物+大爆笑”的喜剧刚好填补了空缺，票房一路飘红。有人统计说，他巅峰时期占了台湾近一半的票房份额，作品数量都快到一百部了，大家都叫他“台湾的王晶”。 不过到了90年代初，台湾的电影院越来越少，投资也缩减了。老路子走不通了，199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给他发来了邀请。《房东老爸》成为他第一部和大陆合拍的电影。那个时候内地设备还比较落后，人才也缺，“我带去的台湾摄影和灯光组，简直就是技术专家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笑着说感觉自己像在教刚学走路的小孩。 2008年的时候，《大灌篮》集合了周杰伦、曾志伟、蔡卓妍等两岸演员一起拍。电影上映11天就突破了一亿票房，把他送进了“亿元导演俱乐部”。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陆家嘴上空拍的航拍镜头——直升机停在楼顶，俯瞰整个城市的高楼大厦，感觉和纽约曼哈顿一样壮观。“那一刻我意识到两岸合作能让电影的质感翻倍。” 高产的背后也有苦恼。大陆剧组敢让摩托车直接飞出二楼，特效不够就加钱；而台湾同行却总是担心“多拍一个镜头得花多少钱”，画面永远都被限制在摄影棚里。“大陆电影在烧钱搞创作，台湾电影却在节省成本过日子”，朱延平说这种差距就是这样被拉大的。 2009年朱延平当上了台湾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并且创办了“两岸电影展”。到了2014年，《北京遇上西雅图》在台北热映的时候出现了排队买票、加演场次的情况。“原来时装片也可以这么好看、这么感人！”观众惊呼不已，大家对大陆电影的刻板印象瞬间就被打破了。 2018年的时候他重聚“乌龙院”，把吴孟达、郝劭文、释小龙这几个老搭档又凑到了一起拍《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上映后虽然评价两极分化但票房轻松过亿。面对大家的笑声和金钱回馈，他说：“观众愿意买票进电影院看我的片子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现在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打算把导筒交给下一代年轻人去接手。“希望两岸的年轻人能抓住这次开放的机会联手把中国电影推向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