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部分市场主体利用诉讼程序对竞争对手施压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案件表面上打着“依法维权”旗号，实质上却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支撑，甚至通过反复起诉、申请保全等方式增加对方经营成本、影响其商业机会，扰乱正常竞争秩序。如何既鼓励正当维权——又有效遏制诉讼滥用——成为司法实践需要回应的现实课题。 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的案例以一起“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为切入口，梳理出恶意诉讼的关键构成要件，即客观上主张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根据，主观上仍执意起诉并追求或放任损害后果发生。案情显示，泉州日某仪器公司曾为“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权人，但该专利早在2006年3月即因未缴年费被公告终止。此后该公司与福建恒某科技公司之间长期诉争不断：在第二次诉讼过程中，恒某科技公司提交专利已终止的证据，日某仪器公司于2016年撤诉，并在后续行政程序中亦撤回起诉。尽管如此，日某仪器公司仍于2019年、2020年围绕同一时段和同类事实再次起诉并索赔。法院审理认为，日某仪器公司在第二次诉讼时已明确知晓专利权不复存在，后续起诉针对的又是专利终止后的有关行为，权利基础明显缺失；其委托专业代理参与诉讼，对起诉依据应具备清晰认知却仍反复提起诉讼，属于滥用诉讼权利。 影响：恶意诉讼的危害不仅在于个案纠纷本身，更在于其对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的外溢影响。案例反映，恒某科技公司因应诉支出律师费用，因财产保全产生损失，并在涉诉期间面临投标机会受影响等现实后果。若对类似行为缺乏有效规制，可能诱发“以诉施压”“以诉牟利”等不当行为抬头，挤压企业用于研发和市场开拓的资源，增加交易不确定性，最终损害公平竞争与创新活力。此次判决维持一审关于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6万元的处理，发出明确司法信号：诉权受法律保护，但诉权不能被异化为竞争工具。 对策：最高法在案例中更强调，划分“正当维权”与“恶意诉讼”，需把握客观与主观两条主线并综合判断。其一，看诉讼请求是否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依据，特别是权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处于有效状态、所主张行为是否落入权利保护范围。其二，看起诉动机与行为方式是否指向损害他人而非维护正当权益，例如明知无权仍反复起诉、撤诉后再起诉，或通过频繁保全等方式扩大对方损失。，司法层面也强调审慎把握认定尺度：民事诉讼是重要救济渠道，对一般维权行为不宜苛责；对恶意诉讼的认定应坚持证据规则和程序正当，做到依法、稳妥、精准，既防止“放任不管”，也避免“过度打击”影响正常维权预期。 前景：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对权利救济的依赖度持续提升，相关纠纷也将更加专业化、复杂化。可以预期，今后司法机关将通过更多典型案例和裁判规则，进一步细化恶意诉讼的识别维度与责任承担路径，推动形成“支持真创新、保护真维权、惩治假维权”的制度导向。对企业而言，强化权利状态管理、诉前合规审查和证据评估，将成为降低纠纷成本、提升维权质量的必要环节；对行业治理而言，建立更加顺畅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诚信诉讼意识，有助于减少无效对抗和资源消耗。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的今天，最高法通过个案裁判勾勒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边界。这不仅是对"维权变侵权"乱象的司法纠偏，更是对"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的深层诠释。当法律框架既能激励原创又能遏制投机，才能真正营造出千帆竞发的创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