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鲁迅、余云岫和陆渊雷这三位名人，虽然他们共同有一个导师，但是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也反映了中医存废之争的激烈程度。余云岫被称为“反中医第一人”，主张中医科学化的陆渊雷，还有被称作“文坛巨擘”的鲁迅，他们三人的关系非常复杂。鲁迅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他与中医的接触并不多，但印象却非常深刻。父亲患上了痨病，少年鲁迅为了救他四处奔波求医。起先，他花重金求诊于绍兴医学会会长何廉臣和“名医”姚芝轩。然而，这些所谓的名医不仅没有治好他的病，反而加速了病情恶化。这次经历让鲁迅从“中医万能”的信仰转向了“中医骗子”的观念。这个转折点被他记录在《朝花夕夕·父亲的病》中。鲁迅还有四弟因为肺炎被误诊为“麻疹”而去世。小说《明天》里单四嫂子给宝儿求来的“保婴活命丸”，原型正是这次误诊事件。中医理论对肺炎束手无策，却用“肾亏”、“命该如此”来搪塞，少年鲁迅第一次意识到文字可以骗人，草药也能杀人。鲁迅自己也有过一次切身经历。一次牙痛求医时，中医告诉他这是“肾亏”，但德国牙医却发现只是牙结石问题。这个经历让鲁迅彻底看清了中医理论中的玄学色彩和患者可能面临的生命危险。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将中医比作“吃人”的刽子手。1922年他在《〈呐喊〉自序》中把中医贴上了“骗子”的标签。1934年的《病后杂谈》里他批判了中国解剖学停滞不前的问题。1929年发生了“废止中医案”，全国舆论一边倒要求取缔中医。这个时候鲁迅选择了沉默。他并不是支持废除整个行业，而是反对具体的庸医和理论糟粕。尽管他对中医存在许多批评，但他也曾研读《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对其中一些经典名方赞赏有加。余云岫和鲁迅不同路。余云岫主张用现代科学验证中医理论。随着新文化运动激进化，他最终签署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要求全面禁止中医执业。鲁迅反对的是“庸医+糟粕”，余云岫主张整个行业清零。鲁迅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他反对的是具体庸医和理论糟粕，并非整个行业本身。他把批判焦点放在个体与制度漏洞上，而非整体否定。1918年、1922年、1929年和1934年这四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与这场论战有关。鲁迅和余云岫两人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一个聚焦个体与理论漏洞，一个主张整个行业清零。这两种思路互为镜像，也成为百年中医存废大讨论的两极。综合来看：家人与自身被庸医耽误的切肤之痛；目睹社会充斥江湖骗子与伪药；中药理论确有大量脱离实证的糟粕；现代医学初兴却遭排斥。因此他把批判火力集中在“人”与“理论”两端：既反对无良个体也警惕整体玄学化；既保留对经典名方的温度也坚持对现代科学的拥抱。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姚芝轩、何廉臣相继失手给父亲治病；单四因肺炎被误诊身亡；鲁迅自己牙痛求医经历；1918年《狂人日记》、1922年《〈呐喊〉自序》、1934年《病后杂谈》等作品以及“废止中医案”等事件都对这场论战产生了影响。这场始于个体的世纪论战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医学没有绝对真理，只有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