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郊外搬进城里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夏丏尊先生去世的电报。三年前我在遵义转车去重庆的路上，也接到了弘一法师圆寂的消息。两位我最敬重的老师，竟然都在我漂泊的时候离开人世，这感觉就像命运故意在最后关头给我上了一课。这种巧合让我特别难过，也特别清醒——好像两位长辈在耳边嘱咐：“孩子，好好活下去。” 夏先生去世的消息太突然了。虽然我早知道每个人都会死去，也知道他也终有一天会走，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八年战乱让我原本打算胜利后回老家去看他，现在只能在山城的客舍里对着电报抱憾终身。“天实为之”，大概就是这种无奈吧。 那是卢沟桥炮声响起的那年，我从南京赶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去梧州路看望夏先生。他满脸愁容，话还没说完就叹气。我因为赶夜车来不及多说：“夏先生再见。” 他生气地回答：“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 还目送我出门。我回头冲他笑了笑——平时他总是愁眉苦脸的，我就喜欢逗他开心。哪里想到那一笑竟然成了永别。后来我去了长沙、桂林、遵义、重庆这些地方生活工作了很多年；夏先生一直留在上海；胜利后我给他写了很长的信问候；看到他的笔迹还是那么有力；以为很快就能见到他了；谁知道因为交通不方便生活困难；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外地漂泊着；直到噩耗传来的时候。 说起夏先生和弘一法师李叔同这两位长者的友谊；真的是才识高超、心胸宽广；一个出了家做和尚；一个还在尘世里活着；表面上看着是分开走了；其实本质上还是相通的。当年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和音乐；夏先生教国文；三门课都讲得很严整又有趣；因为他们都把“人格”这两个字写进了每一笔教案里。 记得有一次夏先生说过：“李先生教图画音乐的时候；学生觉得比国文数学还重要；就是因为有灵气作背景——他会背诗写书法讲英文谈科学像一尊佛像自带灵光。” 这句话其实也适合他自己——除了音乐以外；诗文绘画金石书法理学佛典外文科学他都懂一点。所以他能跟李先生成为知己朋友；也能让学生们心甘情愿地听他讲课。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夏木瓜”。这是因为他头圆额头宽；又直率坦率从不敷衍别人压迫别人。刚开始大家觉得他说话难听很难听但后来才知道“夏木瓜”其实是最爱我们的——要是有什么事情想请愿只要找“木瓜”准能成功——他或许会骂你一顿但是只要你说的在理他就会把它当成自己的请愿去帮忙解决问题这种骂你一顿再帮你的方式让我们既尊敬他又爱戴他。 “五四”运动前夕我们刚写惯了那种像“太王留别父老书”或者“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一样死板的古文。突然有一天夏先生布置作业：“自述——不能说空话要实话实说。” 有个同学写了“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笑着问：“你真爬着去的？”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还有个同学发牢骚说自己想隐居不出世夏先生就厉声反问：“那你为什么考师范？” 那人一下子哑口无言了顽固派嘲笑老师不会写古文但挡不住大多数学生心里暗暗佩服——原来文章可以这么真诚这么锋利！那堂课就像五四运动的彩排一样：把“人”写进作文把“真”写进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