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渊源：波斯与犹太并无世仇 在不少人看来，伊朗与以色列的对立似乎是根植于历史的“宿怨”；但若回到更久远的历史脉络，这种印象并不成立。 波斯文明与犹太民族之间——历史上不仅没有深仇大恨——反而有过重要交集。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发布法令，允许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并重建圣殿。这并非针对犹太人的特殊优待，而是居鲁士推行相对宽容的治理方式之一——对治下不同民族与文化采取包容政策。即便如此，此事件仍足以说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文明对立。 此后两千多年，犹太人在伊朗长期定居，并未遭遇欧洲历史上那种系统性的反犹迫害。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约十余万伊朗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既未被阻拦，也未被强制留下。至今仍有两万多名犹太人在伊朗生活，这本身也反映出这段历史延续至今的现实基础。 二、蜜月时期：冷战格局下的战略合作 1948年至1978年，伊以关系曾处于历史上最为紧密的阶段。尽管伊朗在联合国投票中反对以色列加入，但在穆斯林国家中，伊朗仍是较早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之一，仅晚于土耳其。 这一选择背后有明确的战略考量。伊朗是以波斯人为主体的非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的主要对手多为希腊、罗马、阿拉伯与土耳其势力，犹太人从未构成其核心战略威胁。冷战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并行之时，巴列维王朝将以色列视为牵制阿拉伯国家的一枚筹码；而对四面承压的以色列而言，伊朗的中立乃至合作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十余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出兵，伊朗与土耳其选择置身事外，显示两国并不认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逻辑。此后十年，双方关系继续升温：德黑兰与特拉维夫开通直飞航班；以色列从伊朗大量购油，并派遣农业专家与工程师协助其现代化建设；军事合作也逐步加深。1977年至1979年，两国甚至秘密推动代号“花计划”的联合导弹研发项目，其合作深度放在今天几乎难以想象。 三、革命转折：意识形态重塑国家立场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终结了上述合作格局。新成立的神权共和国以宗教意识形态重塑对外政策，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 革命领袖霍梅尼认为以色列的存在违背“神圣秩序”，将耶路撒冷的“解放”定义为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并设立“圣城日”，号召全球穆斯林共同反以。伊朗随即与以色列断交，废止双边协议，切断商业往来。 继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延续并强化这一立场，多次以激烈措辞抨击以色列，将其称为“恶性癌肿瘤”，并宣称其“注定灭亡”。2015年，他公开表示以色列将在25年内覆灭。这类表态已超出一般外交对立，更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动员意味。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敌对并非源于领土争端或长期积怨，而更多是革命政权为巩固合法性、塑造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领导叙事而作出的政治选择。以色列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理念、积累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四、格局影响：中东战略平衡的深层变动 伊以关系的逆转，深刻改变了中东的战略平衡。 1979年之前，以色列主要面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压力。经历四次中东战争后，以埃及为代表的部分阿拉伯国家逐渐转向谈判。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举行历史性会谈，并在次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随着埃及这一阿拉伯世界关键力量走向和平路线，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整体军事威胁明显下降。 但在阿拉伯方向压力缓和之际，伊朗的战略转向为以色列带来了新的、性质不同的威胁：不再以传统国家间战争为主，而是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等非国家武装力量，构建所谓“抵抗轴心”，对以色列形成多方向、持续性的牵制与压力。
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变迁，折射出中东现代史中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博弈。这段跨越千年的关系演变也提示我们：国家关系从不是注定不变的结果，而是不断调整的选择。在充满变量的中东棋局中，昨日的对手可能转为明日的伙伴，今日的盟友也可能成为明天的对立面。只有同时把握历史脉络与现实利益，才能更接近地区局势的真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