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走了，理性的对话还得接着谈。他出生在1929年，那时候的德国正处在魏玛共和国的动荡期。哈贝马斯从纳粹统治下的黑暗时期过来，又经历了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他一辈子都在琢磨一个问题：当技术逻辑把生活世界全吞了，咱们还能靠对话找共识不？怎么才能让大屠杀那种惨事不再重演？他给出的答案就是：交往合理性是现代性没干完的活儿的核心，理性的对话是咱们自我救赎的唯一路数。在哈贝马斯眼里，现代性最大的成就就是形成了公共领域。所谓公共领域，说白了就是国家跟社会之间的那个公共空间，老百姓以为自己能在这聊聊公事儿。最关键的就是大家能互相交流、议论纷纷。 这种讲道理的辩论以前常出现在咖啡馆、沙龙或者报上，能形成监督权力的舆论。本来这地方谁都能来转转，可现在数字平台搞出了好多封闭的回音室。算法一推送，咱们就被困在信息茧房里了。现在的问题在于，咱们太依赖平台了，可平台的那套逻辑正在把公共领域的基础给拆了。要是流量成了唯一标准，情绪成了唯一手段，那还有啥理由让人讲理？ 哈贝马斯晚年琢磨公共领域的新变化时也警告过咱们：新媒体的平台特点正在搞坏政治公众的自我认知。他特别看重交往行为，这是种靠说话来理解别人的事儿。不管啥样的交往行为都得满足三个要求：说的要是真的、要合规矩、还要真心实意。他觉得理性不光是为了达成目的，更该通过大伙平起平坐的聊天来建交往合理性。他不看好后现代主义否定理性的态度，也不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对工具理性的悲观想法。他觉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帮人把理性当成了统治人和自然的工具，没看见人说话能达成共识的潜力。 在真理这事儿上，他也没把真理当成是跟事实对得上号就行。因为对不上号得找别的标准来判，这就会一直没完没了地问下去。真理其实是大家在没强迫的情况下把话说开了才达成的共识。意思是说咱们别光看现在的协议对不对得上号。 具体到现在写评论的人身上，哈贝马斯的这些想法能给点有用的提示。一是写评论别像一个人在那自说自话，而是要跟别人商量着来。这是说评论员得把自己的观点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挑刺儿看。二是别光想着自己这边的人说话，得替那些没在场的人说句话。三是得保住语言该有的讲道理的样子。那些“自由民主平等”的词被随便乱用的时候，评论员得问问它们到底指啥。还有情绪贴标签的把戏比说理容易吸引眼球的时候，评论员得带个头说说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话。四是在批评的时候要护住希望。哈贝马斯相信理性虽然常被打退但长远来看是在往前走的。五是对别人的不同意见别抱着封闭的态度去想。 哈贝马斯一辈子都在照着米舍李斯教的那个原则做：别光站着看，要去参加讨论；别想当导师当皇帝，要做个激进的改革者。他跟波普尔吵过、跟伽达默尔吵过、跟福柯吵过、跟罗尔斯吵过。他的理由就一个：觉得讲道理比骂人强，对话比打架长命。最后咱们还是得说：守护理性的最后一位大师走了，但这理性的对话还得接着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