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技术迭代提速的背景下，制造业如何以更低成本实现更高效率和更强韧性，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中国制造业正处在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跃升的关键阶段，数智化转型也从“可选项”加速变为“必答题”。此外，自动化与智能化对岗位结构的影响逐步显现：如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稳定就业与收入预期，考验政策设计与企业治理能力。 原因——豪伊特在交流中指出，回顾经济史，推动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是技术进步，尤其是能横向渗透、改造多行业的通用目的技术。从蒸汽机、电气化到计算机，每一次关键技术扩散都重塑产业组织与生产流程。当前，人工智能的特点在于数据、算法与算力的协同，可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质量检测、设备维护等全链条环节，推动制造系统向更通用、更柔性、更实时优化的方向演进。这也使其具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释放生产率的基础。 影响——豪伊特援引“创造性破坏”的有关观点认为，新技术会催生新产品、新流程与新市场，也会对传统模式形成冲击。在制造业中，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将减少部分重复性、标准化岗位需求，制造、安装、基础巡检等环节的用工形态可能明显变化；同时，数据治理、模型训练、系统集成、工业软件、机器人运维、网络与安全等领域的岗位将加速出现。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带来的短期摩擦往往被放大，而长期看就业规模与收入水平改善的可能性更大，但前提是创新能在更多下游场景落地，并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应用生态。豪伊特以“蘑菇”和“酵母”作比，指出新职业既可能在局部迅速涌现，也可能在更长周期内逐步重塑整体就业结构，政策需要为这种不确定性预留空间。 对策——围绕如何把技术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实现包容性增长，豪伊特认为，创新驱动的增长不仅取决于技术突破，也取决于相匹配的制度与环境供给。关键要素包括：保持竞争与市场活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更开放的态度应对产业更替带来的阵痛、维护开放贸易与国际合作、持续积累并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建立支持风险投入且保护相关权利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企业与学术界的协同创新机制。针对“当前一代如何获得必要支持”，他建议：一是调整教育与培训体系，更注重培养青年使用新工具时的判断力与创造力，避免把工具等同于思考；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形成更密集的技能网络与复合型人才供给，为本土生态与供应链升级提供支撑；三是完善再培训、岗位转换与收入保障机制，推动企业与劳动者共同参与转型，降低结构调整的摩擦成本；四是改进营商环境与金融服务，加快科研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让创新更快进入工厂与市场。 前景——与会人士认为，面向“十五五”时期，中国制造业数智化将从点状应用走向系统集成，从单环节改造走向全链条协同。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先进传感、工业软件等深度融合，有望同步推动质量提升、降本增效与绿色低碳转型。未来竞争的关键不仅是单项技术领先，更在于产业组织、数据治理、人才供给与制度适配等综合能力。谁能更快形成可复制的应用场景、更稳定的产业生态、更公平的收益分配机制，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制造业变革中占据主动。
技术变革从来不是直线推进，它带来效率跃升，也伴随结构调整与利益再分配；把握人工智能引领的制造业数智化浪潮，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完善制度供给，通过教育与培训夯实人力资本，通过协同创新拓展应用场景，让转型阵痛更可承受，让创新增长的红利更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