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奔私”三大制度矛盾需解决

2026年刚过2月,公募基金业又碰到了人事变动的麻烦。1月12日,原中泰证券资管首席徐志敏在上海注册了伍峰私募基金,成了2026年第一个备案的私募机构。到了3月13日,广发基金那位从业快24年、规模超百亿的老将傅友兴也正式离开。与此同时,中欧基金的名宿曹名长创办的璞桥私募基金在3月16日完成了中基协登记,这也就意味着他彻底“奔私”了。 这股浪潮比往年还猛。年初的华安基金蒋璆和天弘基金姜晓丽都是“清仓式”走人,前者是任职超十年的“双十”老将,年化回报有11%;后者是固收领域的顶梁柱。紧接着2月份更有罕见的事儿发生,合煦智远基金的总经理李骥干脆直接弃官从研,只保留基金经理的名头。短短三个月里,业内就出了79位基金经理离职的消息。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3月16日这一天,这个数字就是79位。 根据中基协的最新报告,截止到2026年1月底,公募行业的总规模已经冲到了37.77万亿元。在业内人士看来,规模越做越大和人才不断流失这两件事背离得太明显,行业急需一场从激励机制到治理结构的系统性变革。 这种变化背后有三大制度矛盾需要解决:一是基金经理的收入和业绩不挂钩,管理费的收入并不直接跟盈亏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很难拿到像私募那样的业绩报酬;二是考核周期太短,虽然监管提倡长期主义,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要看当年的排名;三是治理结构太僵化,核心投研人员很难拿到长期的股权激励。 面对这些问题,行业要想破局就得从三个方面下手:第一是建立递延薪酬机制,把基金经理收入的相当比例跟三年以上的产品业绩绑定起来;第二是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推动机构实施股权激励;第三是完善平台化投研体系。“平台化不是去能力化,而是要构建一个能让各类人才都有归属感的研发生态。”华南一家公募的负责人表示,“公募高质量发展真正的标志不在于规模增长得有多快,而在于能不能建立起一套让投资者赚钱、让基金经理安心、让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