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信网络诈骗持续演变升级，治理面临“技术对抗”新考题；周仲荣委员调研中指出，近几年相应机构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协作联动，反电诈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犯罪链条并未收缩，反而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持续翻新。一些诈骗团伙利用换脸、拟声等伪装手段实施“冒充熟人”“冒充客服”等骗局；借助跨境通信、跨平台引流实现远程操控；并通过虚拟资产、跑分转账等方式加快洗钱、转移赃款，使识别、溯源、取证和追赃更加困难。诈骗窝点多隐匿境外、分工更细，隐蔽性和流动性深入增强。 原因——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信息差”“技术差”和“治理差”。一是数字技术门槛降低、黑灰产分工更专业，诈骗脚本、话术库、引流工具、资金通道呈链条化供给，成本下降、利益驱动更强。二是跨境、跨平台作案增加执法协作和证据调取难度，通信更隐蔽、资金转移更快，侦办窗口期被压缩。三是部分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平台在实名核验、异常行为识别、风险预警联动诸上仍有短板，个别环节管理不严容易被黑灰产利用。四是公众防范能力差异较大，老年群体、校学生等更容易受到“情感诱导”“恐吓催促”“高收益诱惑”等操控，成为被精准锁定的高风险人群。 影响——危害从个体财产损失扩展到社会信任与治理成本。电信网络诈骗直接侵害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部分案件还伴随个人信息泄露、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等违法行为，破坏社会诚信基础和网络生态。在治理层面，跨境链条和资金洗白抬高了侦查取证、追赃挽损及国际协作成本；如短板补不及时，诈骗类型可能进一步“工具化”“产业化”，对经济社会运行和公共安全造成持续干扰。 对策——坚持打防并举、系统施治，以技术赋能提升“先防”能力。周仲荣委员提出，面对诈骗手段快速翻新，应加大反诈关键技术研发投入，建设更智能高效的反诈平台，推动对诈骗电话、短信、网址以及可疑账号行为的精准识别与实时拦截，提高预警时效和处置闭环率。同时，推动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实名制落实、风险监测预警、涉诈信息处置等机制，强化跨平台数据协同与线索共享，尽量把风险拦截在“触达之前”、处置在“转账之前”。在源头治理上，建议对黑灰产链条关键环节加大打击力度，围绕引流获客、账号交易、支付通道、洗钱跑分等节点开展重点治理，提升对组织化犯罪的穿透式打击能力。 周仲荣委员同时强调，普法宣传要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可推动反诈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方式讲清常见套路和处置步骤；围绕老年人常见的“冒充公检法”“保健品投资”骗局、学生群体易遇到的“刷单返利”“游戏交易”陷阱等开展针对性教育，并完善家庭、学校、社区协同守护机制，提升群众对可疑信息的识别能力和求助意识。 前景——以法治牵引、技术支撑、社会共治，构建长效治理格局。电信网络诈骗对抗性强、迭代快，治理难以一劳永逸。面向未来，应在完善涉及的法律政策与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推动技术研发与实战需求更紧密衔接，强化部门协同、平台联动与跨区域协作，探索更高效的预警处置体系和追赃挽损机制。随着技术能力提升、责任链条压实、公众防范水平提高，有望进一步压降高发态势，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更精细、更主动。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既要升级技术手段，也要提升全社会防范意识；正如周仲荣委员所言，“天下无诈”的愿景需要政府部门持续发力，也需要每个公民保持警惕、主动学习防骗知识，形成全民反诈合力。这既关乎社会稳定，也是在数字时代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