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当年杜聿明他们在重庆监狱的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沈醉一开始被错当成战俘送进去，心里也是挺发慌的。这哥们对共产党那是又怕又误解，刚开始改造积极性并不高。 可后来他在重庆监狱里见到了不少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名人，大家伙儿都对他挺客气，说话也很随和。这一来二去，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慢慢变了。尤其是亲眼看着共产党怎么管战俘，那管理得叫一个人性化。像杜聿明这些人的治疗过程，真把他给打动了。 沈醉这才明白过来，新中国是给他这些战犯带来了尊严和机会的。他开始主动干活改造，交代以前干过的坏事儿。等到1950年代的时候，凭着当年起义通电的证明，他被认定是被迫起义的将领。到了1960年还真给他特赦了，享受着副部级的待遇。 这时候他就开始搞文学创作和整理历史资料了。家里头呢，他本来挺想跟失散的亲人团聚的，可惜他妈早就在他不在的时候去世了。他去找妻子栗燕萍和女儿沈美娟的时候才知道，国民党为了面子把他给说成烈士了。栗燕萍以为他死了，后来改嫁了别人。 虽然心里难受，但他也没恨谁。毕竟现在最亲的人就是女儿沈美娟了。1980年这一年，他带着沈美娟一起去香港探亲。在那儿待了才27天就回来了。很多人都误会他是想留那儿享受好日子呢。 他当时就说了：“我在北京过得挺好，心里安宁才是最要紧的。”临走前散步碰到个陌生人跟他说：“我们组长想找你聊聊。”他好像也知道会有这么一茬似的，就跟着去了。 回到北京后他想通了：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波折但总算找到自己的位置了。他知道能走到今天全靠党和时代的原谅；也知道重生之后要对家庭和祖国负责。 毕竟啊那个特殊时代里的事儿复杂得很；好在沈醉最后还是从泥潭里爬出来了；成了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