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经济史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写了本新书，跟大家聊怎么让创新一直有劲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把这本书拿出来卖了，书名叫《进步如何终结：技术、创新与国家命运》。他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凑一块儿，专门去翻翻老账本，看看从古到今那些事儿，像加洛林王朝、中国宋代还有荷兰的黄金时代。弗雷发现，技术变好可不是碰运气的事儿，得看创新精神、制度还有文化合不合拍。这里头有个关键的摇摆点：技术刚开始搞的时候，让市场自己闹腾往往更管用，大家自由竞争、乱撞乱试才能想出好点子。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硅谷的红火，就是这种生态系统弄出来的。可等技术搞成熟了、要普及的时候，国家得出来管一管、规划一下才行。他拿19世纪普鲁士靠政府搞工业化、二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来说事儿，证明这种模式在追赶和大规模应用上特别管用。但历史也警告咱们，光靠一种模式肯定不行。要是太死心眼地只信自由市场，早晚变成垄断，既得利益的家伙们就会把新变化拦在外面；要是全靠国家规划和官僚体系管理，虽然一时快但容易变僵化。弗雷觉得，那种像打仗似的使劲儿压着企业搞研发（这种观点）得好好琢磨琢磨。他承认二战那会儿国家强力调动确实让技术飞跃了一下，但那其实是私企为了应付紧急情况被逼出来的劲儿，不是官僚机器本来的效率。那种非常态的突破没法在和平时期长期维持。综合看下来弗雷觉得，压根就没那种“一招鲜吃遍天”的招数。想让经济长红得靠三样东西：市场主体活跃、制度支撑到位、文化敢冒险，这三者得动态平衡着来。现在各国都在抢人工智能和绿色科技这块蛋糕，都想找条最能激本国潜力的路子。弗雷这本书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在咱们脸上，提醒咱们技术进步说到底就是知识在开放系统里不断积累和打破旧的东西。长远看还是得养一片土壤，让人能在这片土里自由流动、想怎么试就怎么试，还要让制度跟着技术的变化及时调调形状。就像弗雷说的那样：“要是文明跟不上技术变了，早晚得完蛋。”大家都在使劲往技术高地爬的时候，比去找那种固定的“万能药方”更重要的是弄出一片好的土壤让创新的种子不断发芽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