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科学传播正在经历巨大转变，以往的单向传递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过去数十年，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方式依赖于“知识缺失模型”，即把公众当作空白容器，认为只要知识足够就会达成共识。但这个逻辑遇到了现实挑战：很多争议性科技话题上，公众态度并不单纯由知识水平决定，反而出现了高知识群体内部观点分化。这反映出知晓事实并不等于接受其社会意义，更不等于会做出符合预期的判断。实质上，人们接收信息时会主动筛选和解读，甚至维护原有认知框架。因此，科学传播的效果不仅在于准确性，更在于是否触及了公众的信任感、参与感与价值共鸣。全球科学传播范式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转型，目标从“让公众理解并支持科学”转变为“让科学与公众在互动中相互理解，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这个过程承认了科学知识嵌入复杂社会网络中的现实，强调公众不仅是接收者还是参与者。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提出科普应采取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这一导向标志着科普工作从侧重技术推广升级为提升全民素养、促进协同发展的系统工程。 实现这一转型需要多方面革新：首先要超越“知识本位”，深入理解不理解的原因。记住专业术语不等于把握伦理权衡或成本效益分析；其次要展示科学过程而非结论；最后要建立基于信任的长期对话关系。信任是传播生效的货币，不能仅靠权威宣称，而需通过透明沟通、倾听关切等方式积累。特别是在重大公共利益决策中，早期实质性公众参与已成为凝聚共识、提升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这场转型反映了科学与现代社会关系的一次校准。它不再把公众当作被启蒙对象，而是视为休戚与共的伙伴与评判者。从“知识缺失”到“关系共建”，重心从单向传授转向双向沟通与多向协同。科学家、传播者、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各界需携手营造开放包容的科学文化生态。唯有当传播扎根于社会土壤、关切人的发展并回应挑战时，才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