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临床收治的高龄肿瘤患者明显增多。
专家指出，八九十岁的肿瘤患者已不罕见，但这类患者往往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器官储备功能下降，使“能不能手术、何时手术、术后怎么治”成为更复杂的现实难题。
朱正纲强调，高龄患者治疗不应简单以“有手术指征”作决定，而要把安全边界置于首位，做到先排除手术反指征、评估耐受性，再谈根治性切除与综合治疗组合。
原因—— 一方面，高龄患者常见冠心病、严重高血压、糖尿病、肺功能不全等共病，且病程较长、基础状态不稳，围手术期易出现心肺并发症、代谢紊乱和器官功能失代偿。
另一方面，肿瘤治疗本身具有系统性影响：化疗、靶向、免疫等抗肿瘤药物可能对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带来不良反应，叠加高龄患者功能储备不足，风险进一步放大。
朱正纲在采访中举例称，部分胃癌患者因严重冠状动脉狭窄，若不先处理心脏问题，术中术后发生心肌梗死的概率将显著上升；也有个案在接受免疫治疗后出现严重高血糖及酮症酸中毒等罕见并发症，提示用药选择必须建立在完整的基础病信息与风险评估之上。
影响—— 坚持“安全先行”的理念，直接关系到治疗全流程的成功率和患者获益。
若忽视共病管理，可能导致围手术期并发症增加、住院时间延长，甚至使原本可争取的根治机会转化为高风险事件；而若过度保守、延误时机，也可能错失最佳治疗窗口，影响肿瘤控制与长期生存。
因此，对高龄患者而言，治疗目标不应仅限于“切除肿瘤”，更需综合考虑生存获益、功能保留、生活质量及可承受的风险水平，在安全与疗效之间实现更精细的平衡。
对策—— 专家建议，高龄肿瘤患者的诊疗应突出多学科协作和分层管理：首先，在拟定手术方案前，由外科、麻醉、心内、呼吸、内分泌、营养等团队共同评估，把可能危及手术安全的问题前置处理。
对于存在严重冠状动脉狭窄等情况的患者，可先行血运重建等心脏治疗，待心功能基本稳定后再实施肿瘤切除，以降低围手术期重大心血管事件风险。
其次，围绕术后辅助治疗与新辅助治疗，要对药物不良反应进行“可预测、可监测、可干预”的闭环管理，充分评估基础器官功能与代谢状态，明确高风险人群，做到个体化选择药物与剂量，并加强早期预警。
朱正纲表示，医生应全面收集患者信息，在治疗选择上尽可能规避风险，把握“治疗强度与耐受能力”之间的匹配。
同时，随着联合治疗策略推进，更多方案为疑难病例提供了新选项。
朱正纲指出，传统单药免疫治疗对部分患者疗效有限，尤其是肿瘤免疫微环境中T细胞浸润较少的“冷肿瘤”，可能出现原发或继发耐药。
相较之下，联合抗CTLA-4与抗PD-1的双免疫疗法，有望提高部分患者的治疗反应，特别是在PD-L1表达较低人群中展现出一定优势。
据了解，伊匹木单抗N01注射液联合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近期在我国获批，成为用于结肠癌新辅助治疗的双免疫方案，为相关患者带来新的治疗路径。
在直肠癌等领域，联合治疗也在改变临床决策方式。
朱正纲表示，对于肿瘤组织呈dMMR或MSI-H特征的部分低位直肠癌患者，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可使部分患者达到肿瘤完全退缩，从而在严格评估与随访前提下实现器官功能保留，减少肛门切除带来的长期生活影响，进一步凸显“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获益。
前景—— 业内人士认为，老龄化背景下，高龄肿瘤患者将成为肿瘤诊疗的重要群体。
未来诊疗体系需要从“单一肿瘤指标”转向“肿瘤控制与全身状态并重”，在多学科协作、围手术期精细化管理、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以及新辅助/辅助治疗策略方面形成更完善的标准化路径。
同时，随着更多联合治疗方案积累循证证据，适用人群的精准识别将更加关键，需通过生物标志物分层、真实世界数据验证和长期随访来明确长期获益与安全边界，让新技术、新药物更稳妥地转化为患者的可及与可得。
高龄肿瘤患者的治疗不仅关乎医疗技术的进步，更体现了对生命质量的尊重。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学界需进一步优化多学科协作机制，平衡治疗效果与安全性，同时推动创新疗法的研发与应用。
朱正纲教授的呼吁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也为未来肿瘤治疗模式的优化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