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拨回到公元1127年，北宋这个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王朝灭亡了，紧接着南宋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重新竖起了大旗。高晓松在《鱼羊野史》里举了个反差强烈的例子：盛唐那时候富得流油，可后来的子孙没守住家业；南宋虽说是偏安一隅，但在财政账面上，比明朝末年那个被战争拖累得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的朝廷要厚实得多。 南宋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隐形富国”，主要靠的是商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政府把对外贸易搞得风生水起，泉州和广州这两个地方被打造成了远东的贸易大港。通过市舶司收税，光海外贸易这块每年就能收上来两三百万贯银子。再加上江南地区的稻米产量年年丰收，丝织作坊里也是日夜赶工不停歇，南宋朝廷每年的岁入轻轻松松就突破了六千万贯。 反观明朝末年，辽东那边战火不断烧了几十年，西北地区又是旱灾又是蝗灾轮番来袭。朝廷为了凑齐千万两银子的军饷真是搜肠刮肚也不够用。这种对比直接拉开了“富宋”和“穷明”之间巨大的财政鸿沟。 很多人觉得只有搞均田制才能让国家富裕起来，南宋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压制土地兼并。结果却出人意料——土地兼并得越彻底，地主们为了多赚钱就越愿意投资新式水利工程、雇佣更多的劳动力种地，农业产出反倒越来越高。工商业这边也管得很松，像交子、抵押贷款、股份制的“合会”这些新东西纷纷冒头出来了。 明朝为了保住土地财产给了“一条鞭法”，结果土地被牢牢攥在了官府手里。农民没法好好种地就会破产跑路，商帮也纷纷凋零没落下去。钱袋子自然就像个破了洞的木桶一样一直往外漏水。 南宋把都城迁到了临安（杭州），城里住了一百多万人。酒楼饭馆、茶馆瓦舍、书铺作坊以及从外国运来的香料什么的全都有了。夜市一直开到天亮也不关门。政府就靠收商税这一项就能坐收渔利赚得盆满钵满。 明朝末年全国城市人口加起来才几十万。辽东那边买一匹战马就要花十几两银子，军饷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数字。“小朝廷”为了要钱不得不加派“三饷”，硬生生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上。 海上的丝绸之路也被南宋掌握得死死的。商船挂满了风帆从泉州出发，只要半年时间就能跑到阿拉伯那边的港口去。每艘船上装着几十上百万贯的香料、珠宝和西洋布卖出去换钱回来时还能换回茶叶、食盐和铜钱。 市舶司抽三成的税相当于白捡了半个明军一年的俸银收入了呢。明朝实行海禁锁国政策让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成了绝唱后续再也没有大型远洋船队出现了财政收入也少了一条重要的输血管路。 最后结论就是：南宋的富有并不是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睡大觉混日子过来的。 而是通过制度改革换来了发展的空间用海洋换来了陆地用商业换来了农业把“穷过渡”变成了“富转型”。 明朝末年的穷困全是因为一味地榨干旧有体系当制度红利消耗殆尽再厚的家底也会被战争这把漏勺掏空千年前的财政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会生钱的国家才能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