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出生的直隶高阳人李鸿藻，1852年高中进士后官运亨通。他先是主持了山西的乡试，接着又去河南担任学政。到了1865年，慈禧把他拉进军机处。这一调动改变了晚清高层的平衡，原来军机处被奕訢控制得死死的。有了这样的身份，李鸿藻就有了资本去拉拢读书人，光绪初年那些言官们递上去的弹劾奏章，其实大多都是他在背后指使。史书写的明明白白，这一派别的灵魂人物就是他。 1873年同治帝刚亲政的时候，朝廷内外还乱糟糟的，国库也没钱。慈禧偏偏要重修圆明园，奕訢和文祥劝都没用。李鸿藻这时候站了出来，说现在局势不稳还搞这个大工程就是浪费钱。奏折递上去后，工程就被叫停了。“倔强”这两个字，从此就跟他紧紧绑在一起。 他看不上洋务和西学，认为那些都是奇技淫巧会动摇名教。慈禧想找个人制衡奕訢和李鸿章，他就成了那个站在台上的传统价值守护者。《清史稿》夸他守正持大体，也说了句实话：他有时候也被人挟持。清流这帮人确实品行端正、看重名教，可他们太容易把个人想法变成大家的决定。 慈禧让他“移孝作忠”的时候他不干，非要守满27个月的丧期才行。太后最后不得不松口。他回到京城后继续以孝廉自居，手里的刀子却对准了洋务。清流这个“清流”其实并不“清”，“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在时代洪流里显得特别固执又孤单。 李鸿藻一辈子都在权力中心认理不认人，证明了这事儿真不容易。他的故事告诉后人：光靠个人的倔强很难成事；要是没有制度约束，那些守旧的人也可能变成改革的绊脚石；而真正的改革者要是没了底线，也容易走极端。清流的那份倔强值得咱们记着，也得防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