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成都政法系统特意召集了好几家企业，给大伙儿聊一聊，看看大家对法治环境有啥具体需求。大家伙儿发现，现在搞科技、做外贸的企业，碰到的麻烦事儿越来越多。比如拍的片子要出国，可能就会碰到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规定；要是在网上打官司，还得费劲巴拉地收集证据，挺让人头疼；还有一些职业打假的人，现在搞得“一案多投”，手段也挺新的。这些情况都说明，以前那种老一套的法律服务跟不上新兴产业发展的节奏了。就像一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说的那样，他们现在特别需要一本各国的“交通规则说明书”，好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走得更稳当。 深究起来，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数字经济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老是突破传统法律的边界；二是全球各国的法律体系不太一样，给那些要“走出去”的企业设置了不少合规的门槛；三是知识产权这些无形资产的保护机制，还没完全适应数字化传播的特点。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逼着我们的法治建设必须从以前的被动应付转变为主动引领。 现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企业愿不愿意创新、愿不愿意投资。这次座谈会本来计划只请30家企业来，结果有49家主动报名了。来的人里面不光有世界500强的分公司，还有搞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这些前沿领域的创新型企业。这就说明，市场主体对法治保障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大家提出来的“设立数字经济知识产权快保护通道”这些建议，其实是为了降低维权成本，好让大家有更多动力去搞创新。 成都政法系统这次采取的措施挺有新意。先是建立了由主要领导牵头的机制，把公检法司几家单位的力量整合到一起；然后推行“现场接题—专人跟进—台账管理”这种闭环的工作方法，保证企业的诉求都能有个说法；还探索和企业一起建涉外法律公共服务平台，专门给出海的企业提供定制的合规指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要研究“电子证据固化+快速立案”这种一体化流程，这说明司法实践正在积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 以后这类政企对话会越来越多，从解决单个问题转向建立长效机制。据了解，成都已经开始动手构建三方面的机制：一是定期发布涉外投资法律指引的新兴产业法律风险预警机制；二是探索惩罚性赔偿在数字领域怎么用的知识产权保护衔接机制；三是开发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机制。这些办法能帮企业省下不少制度性交易的成本，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提供支持。 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成都政法系统主动去对接市场需求，不光是服务方式变了花样，更是治理理念的升级。从以前的管理型法治变成了服务型法治，从事后救济变成了事前预防。当法治的阳光把新兴领域的迷雾拨开了，当制度优势变成了治理效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企业心里的踏实劲儿多了一点，更是一个城市在高质量发展路上走得更稳当的底气。这大概就是新时代“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最生动的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