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锋和杨田教授团队开发了个galad 模型,把早期肝细胞癌的检出率给干到了86.5%

各位听听,上海的专家们搞出了个好东西,一管血就能把肝癌给“抓”出来,这可是专门给咱中国患者量身定做的“中国方案”。新民晚报的记者去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也就是大家说的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打听了一下,原来沈锋和杨田教授团队开发了个GAMAD模型,跟那个国际上大家都认的GALAD模型直接干了一架,结果大胜而归。 好家伙,这套东西把早期肝细胞癌的检出率给干到了86.5%,比西方标准还厉害。相关成果都发在《分子生物医学》(Molecular Biomedicine)上了。说到这就得感慨一句,全世界死于癌症的人里头,肝癌排第三,这活累全在咱中国头上了。欧美那边喝酒吃肉得的脂肪肝多,咱这儿80%以上的肝癌都是乙型肝炎病毒(HBV)惹的祸,这根本就是两码事。现在西医广泛用的GALAD模型虽然比单用甲胎蛋白(AFP)好点,但在咱们乙肝病人多的地方就有点不灵光了。杨田教授就说了:“咱们要的不是改进,是重新设计一套更适合中国人的工具。” 回头看这一路走得挺艰辛,那是从2016年开始的。那会儿团队刚发现异常凝血酶原(DCP)有点用,就在国内搞了好多研究,硬是把DCP的地位给立住了,让它跟AFP平起平坐成了诊断的“二把手”。接着他们又把年龄、性别、AFP和DCP凑一块弄了个ASAP模型,专门针对乙肝相关肝癌来的。这个模型把早期肝癌检出率给提高了25.8%,现在已经进了43家三甲医院的检验科,有两百多万人在用了。 不过杨田教授又说:“ASAP解决了血清整合的问题,可要是想逮住那些极早期的癌细胞,还得靠更灵敏的分子探针。”这时候液体活检技术就上来了。他们跟鹍远生物联手搞科研合作,把经过国际认证的HepaAiQ ctDNA甲基化检测技术和自己十几年的经验一结合,终于憋出了这个GAMAD“中国方案”。沈锋教授总结起来就是:十年磨一剑,咱们从用一个标志物(DCP)到整合血清学(ASAP),再到现在把分子和血清学都揉在一起了。 现场效果咋样?他们找了1692个人做了个大实验,让GAMAD跟GALAD直接PK。结果发现,GAMAD在国际通用的肝癌分期里,对极早期到早期肝癌的敏感性是86.5%,比GALAD的82.8%强太多了;特异性也到了90.4%,比GALAD的82.9%还要好。尤其是针对咱们国家主要的HBV相关肝癌,GAMAD显得特别顺手。 “肝硬化或者慢性肝炎患者只要抽一管10毫升的血,就能一边查血清指标一边测ctDNA甲基化。”沈锋教授解释道。最关键的是这项技术用的是实时荧光定量PCR这种成本不高的设备,不是那种贵得离谱的全基因组测序。这就让它具备了在基层医院普及的条件,很有希望变成继ASAP之后又一个用得很广的工具。 模拟个数据看看效果有多猛?假如有10万高危人群来筛查的话,用GAMAD比老办法能多找出1600例早期肝癌来。阳性预测值也提升了近一倍。“这次突破不光是算法变了,更是医工结合、产学研大融合的结果。”沈锋说,“这是咱们从‘套用西方标准’变成‘建立中国标准’的一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