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晚清那个乱糟糟的年代，捻军和太平天国就像是两支铁拳，狠狠地砸向了封建统治。这事儿从十八世纪末就埋下了伏笔，捻党像是一把钝刀，偷偷摸摸地割开了封建社会的口子。他们白天藏着晚上出来干，专捡贪官大户下手，很快就在豫东、鲁西南那边烧了起来。等到1853年，他们真的造反了，五色旗子哗啦啦地插遍了安徽、河南、陕西、山西这好几个省，“披霜踏雪，万苦不辞”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这场仗打了快二十年，一直打到1868年才算是消停，但零星的反抗还在继续，直到1899年才算彻底熄火。 捻军里头大多是那些受够了欺负的穷苦人，日子过得太苦，他们对敌人恨得咬牙切齿。十多年里，他们打下了64座府州县城，把清军的粮道和驿路全给切断了。官府没办法，只能在战区豁免钱粮、推广永佃制。老百姓说这叫“闹得清廷安不了天”。 打起来的战术也是在不断变着花样升级。最开始也就是靠跑圈儿拖垮地方团练。1855年以前，他们特别擅长流动作战，靠着平原上的马快优势，没事就引诱清军深追猛打，再用埋伏、夜袭把清军打趴下。北舞渡、马埠、野猪冈这些地方的仗打得很漂亮，清军一听捻军的名字就哆嗦。 到了1857年以后呢，他们开始玩“城市攻坚加圩寨固守”的组合拳。关李家庄、杨柳集这些战役里，他们把城墙挖得很深，把战壕修得老高的，再加上马队到处乱窜，湘军、淮军吃了不少苦头。僧格林沁那支部队就是在高楼寨这一役被全部吃掉了，“畿辅长城”一下子就塌了。 太平天国倒了以后，新捻军改了规矩，把步兵减掉不少，把马队数量增加了，还喊出了“穷人天下有吃穿”的口号。1866年西捻军入陕的时候，跟回民起义军搭伙干仗，把清军给逼得自西向东大转移。后来张宗禹那拨人又跑了出来，把回民起义的劲头给带了起来。 这两支队伍互相之间配合得还挺默契。太平天国北伐西征的时候，捻军在皖北、苏北、鲁西南那边乱了起来，把京城和江南的联系给断了，让清朝没法调北边的兵去南边救火；同时北伐军也把不少清军给牵制住了，给了捻军休整的机会。 后来到了1857年之后，双方在淮南会师了，虽然还是各自为政，但还是经常一块儿打仗。捻军挖壕筑垒的那一套招数就是受太平天国影响的；胜保当时就说：“要不是有广东那边的消息偷偷透出来，他们哪能这么狡猾。”淮北那边的捻军靠着圩寨不停地往外冲河南、山东，让庐州、安庆那边一直打不下来。 太平天国彻底完蛋了以后，好几万捻军将士就跟太平军的残兵败将合在一起了，喊着要“复兴太平天国”。新捻军还留着原来的五旗制度，“易步为骑”的流动战术变得更加熟练了；在陕甘那边跟回民起义军遥相呼应，把反清的火苗从江南一直烧到了西北。 捻军走过的地方倒是挺好的，“城市篱落依然如昨”，但离城二十里以内的清朝地盘却变得荒无人烟。老百姓编了个民谣：“不纳银子不纳粮”，还主动开仓分粮、砸镣放监。苏北的幅军、鲁西南的长枪会、八卦教军还有盐民马军都跟着造反了，“学捻旗、用捻术”成了北方各族人反抗的样板。仗打完了之后还有不少首领带着队伍投奔过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特别明显。 你要说这事儿到底有啥积极作用吧，其实还真有三大铁证：第一是财政大出血，从1851年到1868年这十七八年里，光为了镇压捻军就花了1.08亿两银子，国库差点被掏空了；第二是军事上的脊梁断了，僧格林沁那支部队被消灭之后，湘军和淮军才趁机迅速壮大起来，“国家权力从满洲贵族手里头转到了汉族督抚手里”；第三是外交上的支点垮了，烟台、天津这一带捻军跟洋枪队真刀真枪干上了，“杀得妖兵望风逃”，把列强想在中国扩张的气焰给挫伤了不少。 但为啥最后还是失败了呢？主要还是因为捻军没有个好的纲领、纪律又太松、战略上也出了不少岔子。历史也证明了一件事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头，“没有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科学革命理论武装”，光靠一腔热血是不可能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的。不过他们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还是给中国革命留了一笔最宝贵的遗产——“贫苦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这股精神的火种也一直没有灭过。辛亥革命的时候，《民报》全文登载了《赖文光自述》，把捻军当作反清的榜样；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时候，白朗起义军高唱“陆遐龄造反”的大戏，鼓动大家“学老捻、打袁贼”。民间的戏曲和歌谣里一直都在唱张乐行、龚德树、任化邦的故事，“穷人造反要随捻”的呼声直到现在还回荡在淮北那片原野上。 精神不死，火种长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