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皇帝谥号的历史变迁，有一点必须提及：这一制度最早出现在宋代史学家郑樵的《通志》里。郑樵断言，谥号最初的作用是为了避讳死者的名字，并没有善恶之分。然而，关于谥号的起源时间，学界至今仍有争论：有一派认为它始于殷商，另一派则认为是在战国时期。双方都能举出“铁证”，所以暂时采纳“殷商说”，给这段历史保留一些悬念空间。在春秋时期，孔子主张把谥号与死者的生平挂钩，用一个字来体现褒贬之意，以此重塑社会价值观。从那以后，先秦墓碑上的谥号几乎成了“生前简历”。根据汪受宽的统计，恶谥仅占13%，而且都出自“品行不端”的权臣霸主；秦始皇认为“子议父、臣议君”不合适，就下令废止了这个制度。但秦朝迅速灭亡后，汉朝重新恢复了这个制度。到了唐朝初期，还是保持两字的谥号；中唐以后，开始流行给先辈叠加多个谥号。宋朝更把谥号分成两个步骤来处理：先给皇帝定一个六字的“初谥”，然后再增加十个美字来凑成一个十六字的谥号。元朝皇帝分蒙汉两套谥号，汉语部分从二到六个字不等；明成祖朱棣规定了一个十七字的标准；到了清朝时期，皇帝的谥号达到了巅峰——太祖的谥号是24个字，其余的都是22个字。纵观千年历史，这个过程呈现出波浪形变化：先是不固定的字数结构，然后逐渐固定下来，再一次变得不固定。它既反映了每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也是统治集团自我包装、维持光环的一种方式。 北宋时期制定了一套标准流程来处理皇帝的谥号。这个流程分为两个阶段：初谥和增谥。以宋仁宗为例来说明这个过程：首先是确定“初谥”。这个阶段又分为七步进行“群臣议谥”。太常寺集合官员讨论意见；尚书省汇总侍从、台谏等官员们的投票结果；郎官以上官员递上“荐表”；考功司拟定建议；最后由皇帝亲自“御笔”钦定；翰林学士撰写三段式草案材料。所有材料尺寸和丝绸、金箔等都有严格规定。每篇三段式内容包括上天赐号的必要性、生平功绩以及为何要授予这个称号。 其次是进行“南郊请谥”。按照旧制，在皇帝去世后百官要赴南郊代天发言；但王珪提出了新方案：先由朝臣合议再当着上天面讨论才算名正言顺。宋英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成为新地标。宣读完毕后先帝才算真正有了盖棺定论。 最后是增谥阶段：继任者通常把先帝六字“初谥”扩充至十六字。根据四点标准进行调整：追孝先祖、避讳名讳、夸耀功绩还有补足遗珠。宋真宗给太祖和太宗加字就是想突出祖宗保佑带来的太平盛世；宋仁宗则嫌真宗没有“武”字便加上“定武”，完成了文武双全的最终画像。 从最初的避忌到最后二十多个字的赞美之词演变而来。它不仅记录了权力顶峰的自我包装过程也反映了普通人对“死后世界”的集体想象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