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原典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家专注古籍数字化、定制和出版的公司，把自家品牌推出的纸质书做到了850种以上。他们拥有中文古籍数字图书300多万册，再加上16世纪以来欧美古旧数字图书1300万册，这些数据95%以上都是原色原貌的高清原版。 公司构建了一条完整的链条，从影印、整理再到销售，既能承接科研项目合作，又能直接销售古籍数据库。这就把古代学者留下的智慧，以最接近原貌的方式，再次送回读者手中。 1936年，日本学者寺冈龙含写了《史记三家注合刻创始时代考》，探讨了三家注本的形成以及版本之间的关系。这次原典纪书局采用镰仓写本作为底本，把南朝时期的旧貌展现了出来。 日本在收藏《史记》方面下了很大功夫。1939年，《东洋文库朝鲜本分类目录》和越南汉籍目录同时问世，把朝鲜、越南刊刻的汉籍都记录在案。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汇集了各种注释，还列出了日本公私机构收藏的14种古钞本。各大图书馆也在编撰“和汉书籍”书目，公开了汉籍尤其是《史记》版本的收藏情况。 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序》中称赞裴骃写得好，说他善于叙述事理，言辞辨析却不浮华，质朴却不粗俗。现代学者朱东润更是直接指出，现在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史记》注本，只有裴骃的《集解》。 此次影印出版使用的是日本镰仓时期的长卷写本，虽然只存了79卷，但已经成为后世研读《史记》必不可少的范本。南朝宋代河东裴氏的裴骃出生于史注世家，父亲裴松之以《三国志注》闻名天下后，少年裴骃就接过了“接力棒”。 《宋书》里简单记录了这对父子的学术因缘：裴松之的文论和《晋纪》、裴骃给司马迁《史记》做的注都在世上流传。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艺术和史学开始崛起。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当时除了玄学就是史学最盛了。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进入魏晋后九品中正制让士人重才轻德。两汉经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后，史学突然“出圈”。《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自然成了士人争相研读的课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