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其子李治继位为唐高宗；此权力更迭不仅标志着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对前朝妃嫔处置问题的关注。根据唐代宫廷制度，先皇妃嫔中未生育者需出家为尼，这一惯例高宗时期出现了重大例外。 历史资料显示，时年21岁的新君李治并未完全遵循传统礼制。他特别关注父亲的一位妃嫔——时年25岁的武则天。这位14岁入宫、被太宗封为才人的女子，在高宗继位后命运发生转折。史料记载，高宗不顾礼法约束，将已出家的武则天接回宫中，并于永徽六年（655年）立其为皇后。 这一行为在当时引发诸多议论。从制度层面看，唐代虽对皇室婚姻有严格规定，但实际执行中存在弹性空间。有学者指出，高宗此举可能出于多重考量：一上是对武则天个人魅力的倾慕；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政治算计——通过联姻巩固自身统治基础。 这段特殊关系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武则天为高宗生育六名子女，其中李显、李旦先后继位，太平公主更成为唐代著名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为武则天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奠定了基础。从永徽年间到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去世，武则天逐步参与朝政，权力日益扩大。 当代史学家对此现象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唐代社会相对开放的两性观念；另一些专家则强调其中包含的权力博弈因素。需要指出，这段关系发生在"贞观之治"向"永徽之治"过渡的关键时期，其背后折射出唐代前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从更宏观视角看，这一历史事件揭示了古代中国皇权继承中的特殊现象。当新君面临先皇后宫处置问题时，个人情感、政治需要与礼法约束往往产生激烈冲突。高宗的抉择既打破常规，又顺应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权力巩固的现实需求。
唐高宗对太宗妃嫔的安置看似是宫廷旧事，实则关乎礼制与权力的边界；多数妃嫔按制出家说明了制度的约束力，而对武则天的破例召回则表明：当个人选择与制度惯例相悖时，历史可能因此改变。制度既能约束人，也需要人来维护；一旦规则被频繁打破，秩序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