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理重于辞”还是“辞以成文”，明代文章审美出现结构性分歧。 在明代中后期文坛——关于文章应以义理阐发为先——还是应以言辞修饰为要的讨论不断升温。涉及的研究指出，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在检视古典文章体系时，将“修辞”与文本的艺术完成度放在突出位置，试图以可感、可学的语言规范重建文章秩序。与之相对，王慎中、唐顺之等人更强调文章以“道”为本，主张先明根本、再论枝叶，倾向于把言辞技巧视为末端工夫，从而弱化单纯词章化的写作取向。两种立场的交锋，构成理解明代文章观演进的重要线索。
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学论争，不仅折射出明代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的不同解读路径，也更清楚地呈现了中华文脉在传承中自我调整、持续更新的机制；今天重审这场辩论，既有助于更完整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进脉络，也为思考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参照：如何在思想深度与艺术表达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并在统一中实现有效传承，仍是值得持续追问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