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二十年、纳税三千五百万、带动一点八万人就业——一位外籍高管眼中的中国开放红利与绿色转型实践

问题——跨国企业如何中国实现长期稳定经营并形成可持续竞争力?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绿色转型加速、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外资企业“来不来、留不留、能不能融进去”成为现实课题。以一家汽车零部件跨国企业的在华实践为样本,其亚太区负责人在沪工作二十年的经历显示:仅靠技术输入和资本扩张难以形成长期优势,能否实现深度本地化、与中国制造体系同频协作,决定企业在华发展的质量与韧性。 原因——市场规模、产业配套与制度型开放形成综合吸引力。 一是产业体系完备带来的“规模+效率”优势。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和高度集聚的汽车产业链,整车厂与零部件企业在区域内形成紧密协作网络,供应响应更快、制造效率更高。二是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交通物流体系、园区配套和数字化能力改善,为“就近生产、快速交付”提供条件。三是政策引导与转型需求打开新空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也促使企业把低碳工艺、清洁能源和碳足迹管理从“成本项”转为“竞争项”。同时,人才供给与创新生态优化,为企业搭建研发平台、推进工艺迭代提供支撑。 影响——从“制造落地”走向“体系融入”,外资与中国市场相互成就。 企业在华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起步期以核心技术和管理体系导入为主,在东北等汽车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设厂,实现产能落地;成长期逐步将区域管理中心向内地核心城市集聚,推动合资合作与多点布局,形成贴近客户的制造网络;深化期以本地采购、人才队伍建设和产学研协作为抓手,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创新效率。 在此过程中,企业建立了较高比例的本地采购与本地人才体系,并与多所高校共建实验平台,既降低跨境供应的不确定性,也加快技术从研发到量产的转化。对地方而言,外资企业带来就业、税收和先进制造经验,也在标准化管理、质量体系建设各上产生带动效应。更重要的是,企业在中国市场形成的“快速交付、协同研发、精益生产”能力,正在反向提升其全球运营效率。 对策——以绿色转型和责任实践为抓手,增强长期价值创造能力。 面对绿色门槛提高以及全球客户对ESG表现的关注,企业将绿色议题纳入经营主线:在制造端推动工艺设备更新,以低能耗成型装备替代传统设备;在污染治理端引入专业第三方治理,强化挥发性有机物等关键环节管控;在能源端探索光伏等清洁能源应用,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在管理端将供应链纳入碳足迹核查,逐步建立可追溯、可量化的减排体系,并提出中长期碳中和目标。 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从一次性捐助转向产业帮扶与能力建设:通过助农产品销售拓宽乡村产业渠道,在教育与儿童关爱领域持续投入,力求“输血”与“造血”并重。这类实践的意义不在于金额多少,而在于与当地产业、就业和公共服务改善形成联动,增强企业与社区的长期互信。 前景——开放合作与绿色升级将继续释放机遇,“深度本地化”成为共识。 展望未来,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加速演进阶段,零部件企业需要在轻量化材料、密封与热管理、低碳制造等领域持续迭代。对外资企业而言,机遇在于中国市场应用场景丰富、创新节奏快;挑战则来自技术路线快速变化、成本效率竞争以及绿色合规要求提升。能否在中国建立与客户共同开发的研发体系,形成更灵活的制造网络,并将碳管理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将成为下一轮竞争的关键。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外资服务保障机制,叠加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持续升级的产业体系,将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外资企业也将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技术合作与人才培养中,获得更稳定的增长动力。

安瑞克的故事是众多外企在华发展的缩影。从技术引进到本地创新,从单向投资到双向赋能,外企与中国市场的融合正在从“进入”走向“共建”。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当下,这种更深层次的合作既为企业带来增长,也为各方探索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