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近年来，我国创新药与医疗器械研发取得积极进展，部分原创新药开始向海外跨国企业授权，显示出研发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然而，在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仍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全球范围内相关新药研发也普遍面临高难度与高不确定性。
如何在提升数量与速度的同时，进一步增加“真正带来疗效跃升”的原始创新成果，成为行业关注的关键议题。
原因——郝海平认为，当前研发资源配置中存在天然的风险偏好：不少企业在立项阶段更倾向选择成功率较高、路径更清晰、已有数据支撑的项目，以降低周期与失败风险。
这一选择逻辑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导致研发更多集中于可预期方向，真正面向重大疾病、具有颠覆性机制或全新靶点的突破性疗法相对偏少。
与此同时，原创新药从“原始发现”到“临床应用”链条长、环节多，单一主体往往难以独立覆盖早期验证、临床研究、注册转化、规模生产与支付可及等全流程，客观上抬高了原始创新的组织成本与协同成本。
影响——一方面，我国新药研发数量在全球占比已达到较高水平，约占全球超过40%的份额，表明创新活跃度与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另一方面，重大疾病领域若难以形成更多突破性产品，将制约人民健康需求的更高质量满足，也会影响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速度。
对企业而言，缺少高壁垒的原创成果不利于形成长期竞争优势；对产业体系而言，原创供给不足将使“从0到1”的关键环节仍受制于协同效率与创新生态成熟度，影响我国由研发大国向创新强国迈进的成色。
对策——围绕上述挑战，郝海平建议有关部门率先打造适合原创新药研发的“生态区”，以重大疾病治疗需求为牵引，突出鼓励原始创新与跨界协同：一是推动高校、科研院所、高水平医院、企业与地方政府深度融合，形成稳定高效的协作机制，实现基础研究、临床问题、工程转化与产业落地同向发力；二是通过生态区集聚人才、资本与平台等关键要素，提升早期验证、临床研究、药学研究、质量体系与合规注册等公共能力供给，降低创新者“单打独斗”的成本；三是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征集具备转化前景的原始发现，在生态区集中孵化与落地，围绕若干重大疾病方向组织攻关，推动形成一批具有突破性疗效的创新药物以及药械组合方案。
郝海平同时建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开展调查研究，为生态区的制度设计、资源配置与试点推进提供支撑。
前景——业内人士认为，创新生态的完善有望把“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始创新转化为可组织、可协同、可持续的系统工程。
若以生态区为抓手，在需求导向、要素集聚、协同机制与成果转化之间形成闭环，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原创新药供给能力，也将推动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与成果输出，在全球创新竞争中塑造更具韧性的比较优势。
下一步，生态区建设的关键在于明确定位、聚焦疾病领域、完善协同与转化机制，并通过评估体系引导资源向真正解决临床难题的方向集聚。
原创新药的研发关乎国民健康和国家医药产业的竞争力。
郝海平委员的建议为破解重大疾病治疗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未来，通过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发力，我国有望在全球医药创新领域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