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江南”，这个词儿听起来就透着股神秘劲儿。提到江南，大伙脑子里蹦出来的多半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画面，要不就是吴侬软语的温柔乡。很多人觉得江南就是明清时候最有钱的地方，可要是翻翻老书，听听史学大师钱穆聊起国家命运的那些话，你就会发现他心里想的那个“江南”，跟咱们平时说的大不一样。 咱们平常嘴里的江南，大概也就环太湖那块地界。但钱穆在文章里画的地图可就大了去了，淮河往北是界，南岭往南是头，东经110度往东全算上。在这张地图里，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些地方是大户，江西、湖北、湖南也全都包进去了，甚至连福建北部也被划了进来。这是个不讲行政区划的“大江南”。 钱穆为啥要这么较真地盯着这块地方看？答案其实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乱折腾史里头。你翻开历史书就会发现个规律：凡是在江南定都的政权，往往都只是偏安一隅的命根子不长。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东晋和南宋。公元316年西晋完蛋了，司马睿跑到建康（现在叫南京）开了个朝廷。虽然祖逖、桓温这些人试过好几次北伐想回去，但最后都没成。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公元1127年，北宋没了之后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后来又跑到临安（杭州）坐天下。岳飞那时候北伐打得多漂亮啊，结果还是被“十二道金牌”给叫回来了。 这两个朝代虽说经济文化搞得都挺红火，但在打仗和管事儿上就显得很被动。这背后其实是有大道理的。钱穆老师看得挺透：中国的历史是从北边往南边走的趋势。古代北方不仅是当官的地方，也是跟游牧民族打仗的第一线。把脑袋（国都）放在北边冷的地方，就像是把人放在最前沿盯着敌军一样清醒。这样一来身体里的血（资源）就会往那边冲过去，让整个国家都有劲儿。 反过来说要是把脑袋放在暖和的江南这块富庶地方，虽然看着离钱袋子近点方便治理，但时间长了可能会出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战略没纵深了。历史上北方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威胁来源。脑袋放在南边指挥不灵就会出乱子。明朝的朱元璋虽然是在南京起家的一统江山的皇帝，但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南京的弱点在哪儿。后来他儿子朱棣非要把首都挪到北京去搞“天子守国门”，这就把钱穆老师的话给坐实了。 第二个问题是发展太失衡了。那个时候东南沿海跟西北内陆的发展差距老大了。钱穆老师看着东南那边像一棵开满了花的树一样繁华得不得了；反观西北那边早就荒芜得不成样子了。如果再把首都放在东南沿海一边去，就像身体的一边肌肉特别发达另一边却萎缩了一样危险。真正的强大得是两边都均匀地发力才行。把政治中心设在靠中间的地方就能用中央的力量把人才和经济都往回拉一拉。 钱穆老师的这些话可不是要贬低江南那块宝地；他只是想看看这块地到底该在国家战略里放哪儿。他还拿孙中山先生的远见当例子说事：要是只想保住现在这点地盘不丢掉，首都可以放在武汉；但要是想当个亚洲的大国甚至像伊犁那样的地方做首都才是上策。这是一种站在千年历史的高度上想出来的发展大计。 咱们今天再看钱穆老师画的这张横跨七省一市的“大江南”的地图；看到的不光是历史文化多厚实；还是中国经济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大半力量。现在咱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考虑到底把国都放在哪儿了；但那种想着让国家发展更平衡、让民族以后更有希望的忧虑之心一直没变过；这种精神到现在都还在闪闪发光呢。 弄懂了这个“大江南”的概念；就是弄懂了中国历史有多深；也是弄懂了咱们搞发展不光要图个效率；还得讲究公平；不光得盯着沿海；还得顾及内地的道理就像钱穆老师说的那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时不时地逆流而上去找新的生机和力量才行；这种力量不光来自于对过去的敬畏；更是因为对未来有了高瞻远瞩的打算才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