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矛盾多发易发，治理需求更加迫切。
基层社会治理连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关乎发展环境与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务工流动、建房用地、婚姻家庭等问题交织，纠纷呈现“琐碎但高频、利益更敏感、情绪更易激化”的特点。
一些矛盾若处置不及时，容易由口角升级为冲突，由邻里摩擦演变为长期对立，既影响群众获得感，也消耗基层治理资源。
庆城县玄马镇的实践表明，人民调解仍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的重要抓手。
原因——纠纷背后既有利益调整，也有法律认知与沟通机制短板。
玄马镇常见纠纷多与庄基边界、耕地界线、劳务工伤赔偿、家庭赡养等相关，核心往往是利益分配与权责界定。
一方面，农村熟人社会中“讲情面”与“讲规则”并存，遇事容易先动情绪、后谈依据；另一方面，部分群众对合同、劳动关系、侵权责任等法律概念不够清晰，面对跨区域务工、工程分包等新情况时更难取证维权。
同时，基层治理单元较小、人员流动加快，传统的邻里协调方式有时难以应对“异地纠纷”“多主体纠纷”等新类型案件，亟需既懂群众工作又懂法律政策的调解力量补位。
影响——“小纠纷”关乎“大民生”，调解成效直接影响基层稳定与发展预期。
纠纷若久拖不决，往往带来三重影响：其一，侵蚀邻里互信与村庄公共生活秩序，形成“遇事不服气、凡事要较真”的对抗心态；其二，增加诉讼成本与社会成本，既耽误群众生产生活，也加大基层组织统筹压力；其三，对营商与就业环境产生连锁反应，尤其在劳务输出大县，工伤赔偿、欠薪争议处理是否及时公正，直接影响群众外出就业信心与社会预期稳定。
由此看，人民调解并非“和稀泥”，而是以最低成本实现社会关系修复的重要制度安排。
对策——以法治为准绳、以群众为中心，推动调解工作专业化、常态化。
司登科2012年退休后主动到司法所提出参与调解，13年来坚持专职化解矛盾纠纷，从“乡里公道人”转变为依法调解的“明白人”。
他把学法作为基本功：研读人民调解相关法律法规与民法典条款，结合典型案例反复推敲，遇到吃不准的问题及时向专业人士求证，确保调解结论经得起法律和事实检验。
更重要的是，他把群众工作做细做实：在调解现场先稳情绪、再讲事实、后讲法律，善用换位思考与情理交融的方式打开当事人心结。
典型案例折射调解工作的“法理情”结合。
一次劳务工伤纠纷中，务工人员受伤后遭遇对方推诿，司登科跨省奔赴工地，多方核实务工事实、咨询工伤政策，连续多日释法明理，最终促成合理赔偿落地，既维护了劳动者权益，也让企业责任边界更清晰。
另一次庄基纠纷矛盾激化，现场一度出现极端行为苗头，他第一时间赶到，先以温和方式缓和当事人情绪，再围绕占用面积、补偿标准与邻里关系进行耐心沟通，避免冲突升级。
这些实践表明，基层调解的关键在于“把道理讲到点上、把程序做到位、把关系修复落到实处”。
同时，基层调解不能只靠“能人”。
司登科还通过工作室带教年轻调解员，结合具体案例讲方法、讲技巧、讲边界，推动经验可复制、队伍可持续。
对基层而言，应进一步完善“司法所指导+村居协同+网格排查+多元化解”的工作链条，强化矛盾风险预警、证据意识与依法调处能力建设；对群众而言，应加强普法与规则教育，推动“遇事找法、解纷靠法”成为更普遍的社会习惯。
前景——以制度化支撑提升治理效能，把“事后化解”更多转向“源头预防”。
当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效衔接，形成分层分类、闭环运行的解纷体系。
下一步，可在乡村治理中进一步强化三方面：一是完善矛盾纠纷台账与回访机制，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二是加强调解员能力培养与保障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并稳定队伍；三是把调解工作与村规民约、乡风文明建设相结合，从源头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沟通不充分引发的冲突。
随着法治乡村建设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将在化解风险、凝聚共识、优化发展环境中发挥更基础、更经常性的作用。
一名老党员的13年坚守，折射出基层治理的深刻内涵。
司登科以诚心换真心、以党心换民心的生动实践启示我们：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党员干部，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用专业素养和为民情怀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这种精神品格和工作方法，值得在更大范围内学习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