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开始，楚藩就作为诸王中势力最大的那一个存在。那时候人口不算多，日子过得还不错，主要就是亲王、郡王还有镇国将军这些人。后来有个碑记里说得清楚，楚昭王家里头儿子女儿孙儿曾孙加一块儿，有八十七人。从洪武十四年（1381）楚王朱桢自己去武昌扎根，到正统十二年（1447）楚宪王立那个碑，这六十六年时间里，楚藩的人口就从孤零零的一个人膨胀到了八十八人。 可宗藩世世代代都要吃朝廷的岁禄，人一多就成了大隐患。明孝宗那会儿就吐槽过：老百姓交的税粮就那么多，可宗室的人却像野草一样没个完。为了省钱，后来就规定郡王以下的禄米给一半钱就行了。可这一来二去，问题更大了。弘治初年宗室子孙像吹气球一样越来越多，国家财政眼看着就要填不进窟窿。这时候朝廷不得不搞个减半支给的法子，逼着郡王以下的宗室不得不拿米和钱混着花。有些宗室日子过得惨不忍睹，甚至都没衣服穿、没饭吃。没办法只能去骚扰官府、欺压百姓，犯罪的事儿也就跟着多了起来。 再说说田地。王毓铨这位学者把明代王府的地分成两类：一类是封王之前养着用的香火地；另一类是到了封地之后圈下的藩国庄田。洪武年间给功臣和亲王的田地差别很大，有的多到上百顷，亲王更是上千顷。楚王朱桢打仗厉害又受太祖喜欢，所以洪武和永乐那会儿给他的地特别多。湖广各县的县志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在武昌府的江夏县他有1886顷94亩地；在崇阳县有36顷98亩；在通城县有22顷53亩；除了这些，他在汉阳府、承天府、德安府等地也有大片土地。地多了收的税就多了，王府也就越来越富。 但即便这样，楚藩还是不满足。到了明朝中叶以后，他们开始四处霸占民田。那时候草场特别多，被皇庄、诸王、勋戚还有太监占走了不少，对老百姓来说简直是灾难。楚藩虽然有不少地是自己占的来的。有一回在灵泉山换地的事儿里，他们直接把老百姓的四百亩地抢过去养鹅鸭；还把梁湖草场几百段地给霸占了去收草料税。 朝廷虽然不提倡这种做法，可楚藩仗着特权还是变着法儿兼并土地。这一来二去无地的农民只好四处流浪。这就成了一种常态，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为止。王府的地盘越来越大，宗室吃得饱穿得暖；但外面的百姓却没地种、没饭吃。地方上的宗室和老百姓矛盾越来越深，农民反抗的事情也多了起来。 说到底就是个死循环：每多生一个宗室就要多张嘴吃饭；地方上能给的东西有限；为了弄钱就只能扩大庄园地盘；最后只能去抢老百姓的田了。这就像是一根针一根线把整个局势都给扎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