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商业与工业部近日发布新版外商投资指引，放宽对陆路接壤国家部分特定领域的投资准入；该变化引发外界对中印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现状上，印度自2020年实施《第3号总通告》以来，对边境接壤国家投资实行严格审查，中资项目普遍受阻。根据印度储备银行数据，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从2019年的28.6亿美元降至2023年的6300万美元。同时，印度制造业短板更加凸显——电子产业核心部件进口依存度达72%，光伏产业90%的多晶硅依赖中国供应。 深层原因于战略目标的调整。“印度制造”推进五年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在15%左右徘徊。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报告指出，过度限制外资使电子制造业约损失150亿美元产值。此次选择性放开电子组装、可再生能源设备等领域，更多是对前期强硬政策的务实修正。 政策影响呈现两面性。一上，最高49%外资持股可走“自动审批通道”，有助于引入资金与技术；另一方面，要求印方控股的安排可能削弱投资动力。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专家认为，这种“引入资本与技术但限制控制权”的模式，与跨国企业的全球经营惯例存在明显冲突。 应对策略上，印度政府试图搭建新的合作框架。其产业政策白皮书提出“进口替代2.0”计划，在手机制造等领域要求三年内将本土化率提高到65%。但印度工商联合会调查显示，83%的当地制造商认为，要在供应链上完全脱离中国，“至少需要十年过渡期”。 发展前景仍有多种可能。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预测，若印度持续改善营商环境，2025年中资对印投资或回升至10亿美元规模。但地缘政治仍是最大变量：去年印度执法局针对中国企业的23起税务调查，反映出政策执行层面的不确定性。
制造业发展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能力积累、制度环境与产业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外资而言，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以及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决定其是否长期投入；对东道国而言，竞争力来自开放合作中的补链强链与制度建设。如何将“引资建厂”的阶段性目标转化为“规则可信、产业升级”的长期能力，将成为检验有关政策成效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