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著名文物修复专家、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退休教师杨植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月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
杨植震1935年生，1961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
1982年至1983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开展访问研究。
1987年至2004年担任复旦大学文物保护实验室主任。
1985年后，他在复旦大学及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高校从事文物修复与保护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研究领域涵盖运用现代分析方法筛选文物修复材料与工艺、金属文物保护等，并著有《古陶瓷修复研究》等。
问题：近年来，文物保护从“抢救性修复”向“预防性保护、科学化修复”转型加快。
随着考古发现增多、馆藏规模扩大以及材料老化、环境变化等因素叠加，文物修复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更加突出：一是文物材质多样、病害机理复杂，传统经验难以完全覆盖；二是修复材料和工艺选择需要可验证、可追溯的科学依据；三是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短缺，修复实践、实验分析与伦理规范之间的统筹能力仍需加强。
业内人士指出，文物修复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关乎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
原因：推动文物保护能力提升，关键在于把“科学精神”和“工匠技艺”结合起来。
杨植震的学术经历与实践路径，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学科从起步到体系化发展的一个侧面：依托化学与分析方法，建立对材料性质、劣化过程、环境因素的客观认识，进而为修复决策提供依据；同时，通过实验室平台建设与课程体系完善，让修复实践从“个体经验”逐步走向“可复制的规范流程”。
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跨学科理念进入文博领域，促使文物保护由单一技艺向综合科学与工程管理转变。
影响：文物保护实验室和高校教学体系的完善，对行业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方面，实验室建设为修复材料筛选、工艺验证、风险评估提供了条件，降低了“不可逆修复”带来的潜在损害，推动形成更可持续、更可追溯的工作链条；另一方面，高校教学在人才培养上发挥“源头”作用，既为博物馆、考古机构、文保单位输送技术骨干，也为行业建立职业伦理、标准意识与科研能力奠定基础。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文物保护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修得好”，更在于“修得稳、修得准、修得可解释”，从而提升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信任度与参与度。
对策：面向新阶段文物保护需求，业内普遍认为需从制度、技术、人才与协同四个维度持续发力。
其一，推进标准体系与质量评价机制建设，强化关键环节的记录、检测、论证与复核，提升全过程管理能力。
其二，完善以实验分析为支撑的修复决策体系，将材料学、化学、物理检测、环境科学与数字化记录等手段融入常态化流程，增强修复工作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其三，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建立“课堂—实验室—现场”贯通的培养路径，推动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常态化。
其四，推动文博机构、高校与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围绕金属、陶瓷、纸质、纺织等不同门类形成分层分类的技术储备与应急方案。
前景：随着文物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未来文物修复将更加注重预防性保护与风险管理，强调最小干预、可逆性与长期监测，推动修复从“完成一次项目”迈向“维护一个生命周期”。
同时，数字化技术在记录、展示与管理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但技术应用仍需回到文物本体与科学评估上，避免“重形式、轻机理”。
在这一趋势下，既懂实验分析又扎根修复现场、既遵循规范又能创新实践的专业队伍，将成为提升我国文物保护能力的关键支撑。
杨植震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但也提醒我们要更加重视文物保护事业的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继承杨植震等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不断创新文物保护的理论与方法，让更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