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柴荣搞的那次灭佛，发生在公元955年，那可是历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禁佛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大动作一共搞过四次。前三次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还有唐武宗李炎。再加上柴荣这次，合在一起就叫“三武一宗”灭佛。这几次灭佛的背景差不多，都属于那种改朝换代频繁、社会大乱、百姓日子过不下去的乱局阶段。比如北魏是五胡十六国混战完刚消停；北周正处在隋朝要一统天下的前夜；唐武宗那次是在安史之乱后想搞中兴；后周则是北宋打算统一中原的前奏。 不过话说回来，“从大乱走向稳定”那是说不上和平盛世的。这其实就是一个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从魏晋南北朝到中晚唐，再到五代十国，中原地区一直是军阀打来打去、诸侯割据的局面，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地活着，饿肚子、闹瘟疫、打仗都是常有的事。战争多压迫也大，底层百姓苦得很。这时候佛教宣扬的那种“平和”、“没有欲望”，还有什么“轮回”、“因果报应”就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把现在的苦都推到来世去承受了。 在这种大背景下，佛教势力就越来越大。不光老百姓信，上层统治阶级也信。和尚不干活又不服兵役劳役，全靠别人供奉过日子。很多人为了躲避官府的徭役剥削，干脆出家当和尚。这么一来二去，寺庙就变得特别有特权了，他们不光有大量仆人田产不交税，还能插手世俗政府的事。越是乱世、政权更替得快，寺庙的日子过得越滋润。 可一旦世俗政权稳定下来要统一国家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矛盾就会很尖锐。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寺庙搞经济扩张、和尚发家致富、逃避赋税和兵役，这直接威胁了国家和地主的统治基础。大家都跑去当和尚了，国家收不上税了，也没人当兵了。中国毕竟是个世俗社会，宗教可不能压过政府。前三次灭佛都是因为经济、政治还有思想上有矛盾导致的，第四次也是一样的道理。 五代十国时期打仗特别多，社会经济都崩溃了。后周是最后一个政权，郭威和柴荣这两任皇帝都是有名的明君。在他们治下中原地区逐渐安定下来，给以后北宋统一北方打下了底子。当时的寺庙占了好多不用交税的地儿，和尚逃避服役搞得国家财政亏空得厉害。社会一乱不种田的和尚就多了起来，私自盖庙、剃度和尚、把铜钱熔了铸佛像这些事都没了规矩；逃兵和罪犯也剃光头去当和尚躲避惩罚。 这一切严重影响了后周的收税和征兵。这时候柴荣就决定出手整治了。他在公元955年吸取了前人的教训采取了更理性的措施：第一禁止私自剃度和尚，不许奴婢罪犯出家；第二把没用的寺庙都拆了；第三鼓励有本事的和尚还俗；第四废除那种自残的陋习；第五没收民间铜器佛像去铸钱；第六每年造两本僧尼花名册报给中央。 他还规定县城和住户超过200户的地方留一两个寺庙；想出家得父母同意还得考试合格；只允许在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和青州设戒坛剃度。这次灭佛行动成果显著：一共废了30336个寺庙保留了2694个；登记在册的和尚尼姑有6.12万人；其他的全让他们还俗回家种田或者当兵去了。 从短期看这笔买卖很划算：直接多了几十万顷耕地；兵源和税基都扩大了；解决了国家缺钱的难题；给北宋打下了基础。难得的是柴荣比北魏和北周做得更文明些没杀人而且首创了和尚考试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 从长远看经过四次大规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超过90%的寺庙都没了；和尚尼姑减少了80%以上；八大宗派只剩下禅宗活下来；佛教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繁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