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60年代人大哲学系的高材生，如今在钓鱼台11号楼工作的日子还历历在目。1967年1月，这个学哲学的年轻人走了进去，成了这里的第一任机要秘书。当时他月薪70块，这在当时可是高薪了。程汝明是那个年代唯一比他收入更高的人，每个月能拿150块钱，这在现在估计得有五万块钱。 虽然收入不低，但这份工作却不好干。这里的规矩非常严格，一切都要按部就班地进行。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件和资料，有时候一天就能收到几十上百份文件。里面既有中央文件，也有领导传阅件和各种请示报告。每一件都非常重要，一不小心就会惹上麻烦。 最让阎长贵头疼的是筛选文件这一步骤。他得判断哪些文件需要马上送给领导看，哪些可以暂缓处理。如果筛选错了，轻则挨批评，重则被骂成“扣了文件”或“贪污了文件”。阎长贵搞文字出身，慢慢摸索出一套分类方法：第一类必须看的文件要优先处理；第二类是重要但不需要表态的内部材料；第三类则是随便看看即可。 每天一大早她起床前，卷宗就得摆好放在茶几上。这个习惯雷打不动。有时候半夜会有特急件送来，就算她睡得再熟也不能打扰她休息。因为神经衰弱加上马路噪音大得要命，她才搬到这幽静的11号楼居住。 处理完文件后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封口贴好密封签后交给机要交通员；另一种是口述给阎长贵代笔写完再送走。这个过程要反复进行几次才能完成一天的工作。 最让阎长贵委屈的是1967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有次他出门办急事，结果办公室的按铃响了好几声才赶回来。护士急得直跺脚质问他怎么回事，上去就被劈头盖脸一顿骂：“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耽误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了。”这句话像根刺扎在他心上。 虽然学历最高而且从不摆架子，但他还是觉得特别委屈。之后在回忆录里写道：“心里很是委屈，可以说是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头。”虽然月薪70块在当时算高收入了，但这种委屈真的很难受。 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和无形的压力让他觉得像台机器一样精确运转。逢年过节还得24小时在岗值班只有休息时间才允许离开办公室一会儿。 1967年那个冬天之后，阎长贵学会了把委屈咽下去把刺藏起来继续工作。他准时把卷宗放好准时上去取准时登记准时发走每天机械地重复着这些动作把那根刺压在心底最深处。 后来他离开了钓鱼台11号楼回忆往事时总是平静地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但当读到“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了”这句话时还是能感觉到那根刺带来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