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这位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好像都说得不太一样。美国历史学家伊沛霞写的这本书，一开始是给外国人看的，结果在中国卖得挺好，大家觉得这本书写得挺全、挺系统。我们以前看宋徽宗，要么就是说他是昏君，玩物丧志，要么就说他是风流天子，喜欢写诗画画。但伊沛霞觉得这两种说法太片面了。 她觉得宋徽宗其实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因为他懂艺术，所以才会那么努力地推动文化发展，给自己树立威信。反倒是因为他太会搞文化了，所以政治上出的问题才显得特别荒诞。她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看问题。这本书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是她用了皇帝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比如宋徽宗后来下的罪己诏、迷信道士林灵素、相信郭京的六甲神兵这些事儿，她都放在显微镜下仔细看。 可光听皇帝自己怎么说还不够啊。我们更习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宣和年间有很多民谣和反抗的事儿，就像是活生生的证明：“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这直接指向了宫廷。韩世忠的碑传里还列了一大堆盗贼名单，“山东、河北盗贼蜂起”这样的记录也是到处都有。 官方史书和民间记忆凑到一起一看，就能明白民变是因为官场腐败、税赋太重、兵多官多养不起人这些原因才起来的。《水浒传》虽然是小说，但也把“官逼民反”的主题紧紧贴在了宣和时代的耻辱柱上。宋徽宗给大家留下的坏印象也就这样深深地印在了大众心里。 伊沛霞对宋徽宗有一些同情的地方，她在解释这些坏处的时候用了一些特别的说法。比如她觉得元祐党籍碑其实是皇帝有权选择自己的臣子；禁止苏党著作的法令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影响；大兴土木、信奉道教也就是皇帝想追求点不朽的名声而已。甚至连骗子郭京的六甲神兵，她也说在皇帝相信的时候那就是国策。 可是当洪水来了、金军打到汴京城的时候，这套神话立刻就破灭了，老百姓却得为这出闹剧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情归同情，书里也没回避宋徽宗退位前自己反思的那段话：他承认建艮岳、迷道教都费了不少民力财力，并且马上就废止了这些事情。可惜大趋势已经没法改变了，北宋还是亡了。 伊沛霞写这本书用了一种特别的方法——她用叙事体代替了论述体，用顺着时间线写的方法代替了倒着看问题的方法。这种叙事体让人感觉就像是在读日记一样，离皇帝的日常生活很近；顺向考察则把起因、动机和后果串成了一条线。 这种方法各有优缺点：逆向考察能让人吸取教训；顺向考察更能还原当时的现场情况。伊沛霞把这两种方法折中了一下，既保留了历史教训的严肃一面，又兼顾了阅读的趣味性。她提醒大家别太简单地下结论，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可是不行的。 在辨析史料方面伊沛霞也下了不少功夫。《宋史》上说宋徽宗生在元丰五年十月十日，《癸辛杂识》却说他是五月五日生的因为忌讳才改了日子。伊沛霞觉得五月五日生这个传言不太靠谱；关于李师师夜宴的野史她也直接判定是后人瞎编的，还引用了王国维的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她强调离事情越近的史料未必就越准确；像王安中那样专门写拍马屁文章的御用文人写出来的东西也可能把危机写成太平盛世。要想弄清楚史料的真假就必须得先看看它的立场和来源到底是什么样的。 书里还提出了一大堆带刺的问题逼着大家重新去想：建中年间和崇宁年间的政策变化并不只是新党和旧党的斗争那么简单；向太后可能不一定排斥新党、宋徽宗也不一定厌恶旧党关键是看他怎么把保守派和新法派都留在朝廷里；宋徽宗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像仁宗一样爱百姓后来怎么就变成了涂毒生灵的昏君了？花石纲、艮岳、道教官僚体系……这些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未必就有恶意只是后来执行的过程中就完全变样了；北宋最后崩溃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把研究带到了更深的层次里去了。伊沛霞并没有完全为宋徽宗翻案也没打算把他的政治失败一笔勾销她只是提醒后来者看历史人物的时候“单线叙事”很容易让人产生偏见。 当我们把皇帝的视角和老百姓的视角、同情理解和冷静辨析结合起来用的时候宋徽宗的多面人生就变得立体了——他既是写一手好瘦金体字的皇帝也是沉迷祥瑞的道教信徒；他既下过罪己诏反省过错又在关键时刻把责任推给身边的奸臣佞幸。历史不能重来但我们可以重新去打量它两种视角互相补充或许才是对这位艺术家皇帝最诚实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