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资源型矿区“繁荣—衰退”周期叠加转型压力加速显现。曾经，“矿灯亮起、街市成形”是广东不少矿区的共同记忆。韶关始兴石人嶂钨矿与云浮高峰硫铁矿一度集聚上万名职工及家属，学校、医院、商业街等配套齐全，夜间灯火连片，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心。然而，随着矿产资源逐步衰减、成本持续上升，部分矿区陷入停产、人口外流与公共服务弱化的连锁困境，转型已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 原因——资源禀赋终有边界，产业单一与区位差异拉大转型难度。石人嶂钨矿发端于上世纪初期，后成为广东较早实现机械化采掘的国有矿山之一，曾在出口创汇中占据重要份额。但长期高强度开采导致资源品位下降与边际成本上升，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连续多年亏损，至本世纪初负债率高企，最终走向政策性关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高峰硫铁矿在开发早期储量优势突出，一度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面对资源约束预警，当地企业更早将目光投向尾矿、废渣等“再资源”，以产业链延伸对冲主业波动，同时借助交通区位优势降低物流与用工成本，形成“原料进得来、产品出得去”的循环体系。区位条件的差异在两地转型中被继续放大：一方深居山地、外联通道单一，产业导入与要素集聚成本更高；另一方靠近国道与高速通道，承接产业与市场外溢更为便捷。 影响——老矿区衰退不仅是企业问题，更牵动区域人口、生态与治理。矿山关闭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就业岗位减少与配套服务萎缩，继而引发人口外流、房屋闲置、公共设施利用率下降等问题。部分老厂区、宿舍区因维护缺位出现老化破损，叠加地质环境与安全风险，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成本。放眼广东，类似的“资源枯竭—企业收缩—人口流失”链条并不鲜见。一些曾经的煤炭、金属矿基地在资源见底后迅速冷却，空置建筑与沉淀资产如何盘活，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课题。此外，仍在转型中的矿业企业也面临新挑战：土地指标约束趋紧、环保标准提升、产业链过度集中等因素，倒逼其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和“价值再造”。 对策——以循环经济延链强链，以功能更新盘活存量，以风险治理夯实底座。实践表明，资源型地区转型必须摆脱“就矿论矿”。一是推动固废资源化与产业链延伸。通过尾矿、废渣综合利用发展绿色建材、再生资源等产业，将“矿山负担”转化为“新产业原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抗风险能力。二是统筹老生活区更新与公共服务重构。对具备条件的老社区实施适老化与功能性改造，引入民宿、文创、研学等业态，既保留集体记忆，也形成持续现金流。三是以交通与园区平台降低要素成本。偏远矿区需优先补齐道路、公共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依托县域园区或飞地经济引入加工、装备制造、生态农业等适配产业，减少“企业进不来、人才留不住”的结构性障碍。四是强化生态修复与安全治理。对采空区、边坡、尾矿库等重点区域开展系统性风险评估与治理，将生态修复项目与产业导入、文旅开发同步规划，避免“先开发后治理”的重复成本。 前景——从“矿坑”走向“矿坑+”，关键在于系统谋划与差异化路径。老矿区并非只能在关闭后沉寂。工业遗存寄托着城市化进程与产业记忆，具备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与文旅目的地的潜力。对具备典型性、完整性与安全条件的矿井口、斜井、厂房、礼堂、宿舍等，可探索纳入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清单，形成“遗产展示+研学教育+沉浸体验”的组合产品，以轻资产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与此同时，产业重塑仍需立足当地条件：交通较优的区域可强化循环经济与制造业配套，交通较弱的区域则更需以生态价值转化、特色农业与文旅融合为突破口，逐步培育“可持续、可就业、可增长”的新支柱。
矿产资源点亮过城市的灯火，也留下了转型的课题。石人嶂与高峰的对比表明，资源型地区的出路在于统筹历史遗产、生态修复和产业接续，构建可持续的增长逻辑。让矿坑焕发新生，考验的是前瞻性的治理与系统性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