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战略目标，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一表述既体现了对制造业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也指明了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方向。
从产业结构演变看，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
自2015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达56.7%。
与此同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相对下降。
国际对比数据更为直观：2024年，我国三次产业规模分别为1.3万亿美元、6.9万亿美元和10.8万亿美元，而美国分别为0.3万亿美元、5.0万亿美元和23.9万亿美元。
我国一产和二产规模已远超美国，经济规模的主要差距集中在服务业。
这样的数据似乎表明，发展重点应该向服务业倾斜。
然而，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充分证明，无论经济结构如何优化，制造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
制造业的战略价值不容低估。
首先，制造业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制造业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防范外国"卡脖子"风险、维护国民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的背景下，掌握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经济发展质量和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从生产能力看，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从产品品质看，中国制造已逐步摆脱"廉价低质"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多代表"质优价廉"的形象。
从技术攻关看，虽然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关键材料、工业软件等领域仍存在不足，但近年来进展总体较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力显著提升。
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效。
然而，令人警醒的是，当前制造业发展中存在一个突出矛盾：提质不增收、提技不增效、高技术低附加值现象普遍存在。
从国际比较看，2023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7.6万美元/人。
按此标准三分，中等水平应为5.9万美元/人至11.7万美元/人。
而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3.8万美元/人，距中等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这说明，我国制造业虽然在技术和质量层面已迈入中高端，但从创造附加值的能力看仍处于低端。
这一现象在新兴产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以光伏、新能源电池等产业为例，我国已实现全产业链领先，技术水平走在全球前列，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效率尚未充分转化为劳动者的工资、企业的利润和国家的税收。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本质上就是人均创造的增加值，等于人均劳动报酬、企业利润和税收之和。
如果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不能有效转化为增加值提升，就会出现一种悖论现象：技术进步很快，但效益不佳、工资不高、就业反而减少。
这种局面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要打破这一困局，需要切实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
从规模扩张驱动向质量效益驱动转变，是"十五五"时期的必然选择。
这要求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一步升级发展，特别是推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迈入中高端水平。
具体而言，需要打通从技术进步到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桥梁。
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确保制造业在技术层面的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让先进技术充分转化为经济效益。
这需要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附加值、完善产业链布局。
同时，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管理方式等举措，使技术进步充分转化为生产效率提升和增加值增长。
产业结构升级不是“此消彼长”的简单替代，而是“协同共进”的系统工程。
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但制造业这一实体经济根基必须稳得住、强起来。
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增加值优势，把规模优势升级为质量与效益优势，既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只有让制造业更有效益、更可持续、更能惠及民生，才能在复杂环境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