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古代书画鉴定为何长期被视为“难中之难”。
在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领域，古代书画鉴定一头连着国家文化遗产安全，一头连着历史叙事与艺术史建构。
现实中，鉴定并非简单给出“真或假”的结论：同为真迹，仍存在代表作、常作与粗率之作的差异；同为伪作，也可能因临摹水平、流传脉络或材料信息而具备研究价值。
这种“鉴真伪、定高下”的双重目标，使鉴定工作天然复杂，结论也更需论据链条支撑。
原因——作品风格变化、伪作充斥与证据体系多元叠加。
从创作规律看，一位书画家在早中晚期的笔墨语言、结构经营与用材习惯往往明显不同；再叠加时代审美、地域流派、师承系统与题跋装潢等变量，单一“印象式判断”容易失准。
更重要的是，市场与收藏史上赝品数量庞大、手法不断翻新，既有摹古、仿作，也有移花接木、拼接挪用，甚至借助旧纸旧绢、旧装旧印营造“年代感”。
因此，鉴定必须综合笔墨特征、纸绢质地、题跋印章、著录流传、装裱形制等多维证据，形成可核验的判断路径。
业内强调，要真正认识“真”，往往需要大量接触与研究“假”，才能识别伪作的规律与破绽。
影响——国家层面的集中鉴定实践推动了学术积累与保护能力提升。
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全国性古代书画鉴定工作，被认为是一次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组织规格高的系统实践：由多位权威专家组成鉴定组，自1983年8月至1990年6月，历时八年，实地走访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208个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收藏，检视古代书画作品6.1万余件。
该项工作不仅为馆藏定级、保护修复、展陈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经过真伪辨析的样本基础，推动了考据、断代、流传史与艺术史书写的深化。
相较之下，上世纪60年代的相关工作因客观原因未能充分展开，但早期探索对方法与人才培养仍具有奠基意义。
对策——以体系化方法替代“只可意会”，用制度与训练提升专业能力。
鉴定能力的形成离不开方法论支撑。
以张珩为代表的先行者曾明确提出：书画鉴定并非玄学，理论上可学可练，其关键在于长期积累与系统训练。
其方法强调以“熟悉”作为基础——熟悉一家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才能对其作品作出相对可靠的判断；同时把题跋印章、纸绢材料、收藏印与著录信息等纳入证据体系，避免单点判断。
更具启发意义的是“既欲知真，必先知假”的思路：通过有意识地研究典型伪作，归纳赝品的套路与时代特征，可反向增强对真迹的辨识能力。
对公共收藏机构而言，这一理念也提示：在合规前提下建立赝品研究样本、完善内部培训与案例库，提升鉴定的一致性与可追溯性；在对外传播层面，可探索以科普方式解读鉴定逻辑，让公众理解“鉴定不是一句话”，从而减少对权威结论的误读与过度消费。
前景——从经验型判断走向可验证的综合研判，公众期待将倒逼专业化建设。
随着文物保护理念更新与研究手段进步，古代书画鉴定正在从“少数人凭眼力”走向“多证据综合研判”。
一方面，集中鉴定成果与经典著述为学界提供了可继承的知识框架；另一方面，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展览质量与学术透明度的期待持续提高，也将推动机构进一步健全鉴定流程、强化跨学科协作与证据记录。
可以预见，未来的鉴定工作将更强调过程可复核、结论可解释，并在学术研究、收藏管理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动。
张珩的贡献远不止于几件文物的成功鉴定，而在于他将书画鉴定从传统的经验传承升华为系统的学科理论。
他证明了古老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需要科学的方法论与不懈的学术探索。
在当今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面临新挑战的时代，张珩所倡导的"既知真亦知假"的理性态度，以及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将个人经验学科化的学术精神，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他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担当，而这份担当的光芒，在时间的流逝中只会愈加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