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参与公共价值塑造的语境中，廉政题材创作如何既守住历史真实与艺术规律，又能对当代治理形成可感可知的启示，成为不少观众与业内关注的议题。近期，全国巡演的话剧《于成龙》以一段“开仓济民”的历史情境为切口，把清廉自守与制度边界、为民情怀与权力约束之间的关系置于舞台中心，为此问题提供了具有讨论价值的艺术回应。 问题：廉政文化如何“讲得进心里” 长期以来，廉政题材作品面临两类常见难点：一是容易停留在人物赞歌层面，情节缺乏推动力；二是人物塑造易趋于单一，难以呈现现实治理中的复杂性。《于成龙》将矛盾聚焦于“法与情”的碰撞：一上，救民如救火的情势逼迫决断；另一方面，制度底线与程序约束不容随意逾越。作品以此构建戏剧主线，使“廉”不止成为口号，而是落到具体选择与责任承担上，从而让观众在人物的两难处境中体会“为政以德”的内涵与分量。 原因：以历史典型映照治理命题 于成龙步入仕途于顺治年间，其后辗转多地任职，后世关于其清廉操守与体恤民情的传说广为流传。该剧选取其在直隶任职期间的赈灾事件展开：新任巡抚上任途中遇灾民流离，主动解衣相助、体察疾苦；面对地方官在灾情下不作为甚至饮宴享乐，果断处置、整肃吏治；而“开皇家粮仓”则将矛盾推向核心——救民之急与越制之罪并存，既考验官员的担当，也检验制度运行与权力监督的有效性。作品把“为民”作为价值起点，同时把“守法”作为底线约束，使人物不在抽象道德中游走，而在制度与民生之间作出具体抉择。 影响：从“清官叙事”走向“制度与人心”的双重呈现 作品的戏剧张力，来自矛盾链条的层层递进：赦免之后赈粮却未能到民，所谓“盗匪”背后牵出权力网络；支持开仓的高官反转为侵吞赈粮者，显示利益驱动与权力寻租的隐蔽性；赈粮最终指向亲属利益牵连，将“公与私”的冲突推至极端。由此，作品不只呈现“廉吏如何自律”，也呈现“治理何以艰难”：灾情压力、权力结构、地方执行、监督掣肘、关系纠葛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清”并非单凭个人品格即可完成，而需要更强的制度意识与更严的纪律约束。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剧在人物塑造上强调复杂性。反面人物并非一出场便“定性”，而是在诸多公开姿态与隐秘操作的反差中逐步显影，提示观众：治理风险常常隐藏在“看似合规”的人情往来和利益交换中；而主角在亲情牵扯、恩义纠葛与国法威严之间的挣扎，则让“廉洁”呈现为一次次克制与取舍，而非一劳永逸的标签。这种表达有助于避免廉政题材的“脸谱化”，也使廉洁文化传播更具穿透力。 对策：以文艺方式推动廉洁文化“可感、可学、可传” 从传播效果看，廉洁文化建设需要同时回答“为什么要廉”“如何做到廉”“廉从何处来”。《于成龙》提供的启示在于：其一，把价值议题放入可验证的情境，通过赈灾、查粮、问罪等事件让观众看到权力运行的边界；其二，通过“法情冲突”把道德判断转化为制度判断，让“担当”与“守规”相互校验；其三，用人物关系链呈现监督与制衡的重要性，提醒治理不能寄托于个人英雄主义，而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同类创作而言，今后可在史料阐释、地方治理细节与制度逻辑呈现上继续深挖，使历史叙事与现实关切形成更紧密的对话。 前景：以高质量舞台作品增强价值共识 当前，观众对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的共同期待，正在从“看故事”转向“看立场、看方法、看精神”。以全国巡演方式推动优秀作品下沉传播，有利于扩大廉洁文化的社会覆盖面，形成更广泛的价值共鸣。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舞台艺术与新传播手段加速融合，廉政题材作品若能在艺术表达与思想深度之间保持张力，在人物塑造与制度逻辑之间建立联系，就更可能实现“入耳入眼”到“入脑入心”的转化，在全社会营造崇廉尚洁、担当作为的氛围。
话剧《于成龙》的全国巡演，不仅是一次文艺创作的成功实践，更是对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当代诠释。通过舞台艺术这个生动载体，将历史中的廉政故事转化为现实的精神财富，让"为政以德"的理念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以文化人、以艺术育人的方式，对于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涵养社会文明风尚很重要，也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