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那会儿，读书人虽然也混进了官府体制，可地位说到底还是在上面的一层。看看东海尹湾那个汉墓里出土的东西就知道，当官的路数对他们来说挺窄的。虽说如此，他们也没能真正渗透到中下层当官的队伍里，朝廷和郡县的办事员大部分还是那些懂法律的吏员，来回流动的情况也不多见。这就说明，读书人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 到了两汉更迭动荡的时候，读书人这些士族可是主角。刘秀搞东汉那套，特别清楚儒家思想的厉害之处，于是在管和合之间找了个不错的平衡。光武帝弄的这套经术跟吏化结合的策略，其实是接着西汉那种王道霸道混着用的法子发展出来的，就是变得更精致了。而且大伙对“霸道”和“王道”的说法也不一样了，法术和儒术慢慢混到了一起，形成了新的管法。 等到三世纪末戴克里先搞改革的时候，罗马帝国当官的人数一下子从几百人暴增到三万到三万五千人。这数量变多了，不仅让上层阶级结构变了样，还把更多人变成了基督徒的信徒。我们可以琢磨一下，这些新来的领导阶层思想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更接近普通人，也更容易被基督教那一套给吸引。 说到基督徒的人数多了不少。罗伯特·M·格兰特在他那本《早期基督教与社会的七项研究》里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冯·赫特林说的四世纪初就有1500万基督徒的说法。格兰特看了加沙等地的文件觉得，那时候信教的人没那么多。就算到了四世纪后半段，有些地方信教的人也没到人口的一半。不过格兰特的数据也没完全证明他的观点——基督教最后能赢下来不是全靠底下老百姓自个儿发展起来的，关键还是看君士坦丁信了教，还有帝国后来对基督教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