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显现 9世纪中叶，唐王朝遭遇建国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民间“物轻钱重”持续加剧，江淮一带甚至出现“千钱斗米”的通货紧缩现象。太和年间（827—835年），朝廷岁入铜钱不足德宗时期的六成，财政运转受到明显掣肘。 二、成因溯源 学界普遍认为，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可追溯到建中元年（780年）推行的两税法。税制由实物征收转向货币缴纳后，货币需求迅速上升，但全国年铸钱量长期维持约20万贯，供给难以匹配。同时，全国4600余所寺院占有约15%的耕地，僧尼人数超过30万，一上“铸钟造像”大量耗铜，另一方面度牒买卖、税赋规避加重了财政压力。 三、政策演进 为缓解紧张局面，朝廷先后尝试扩铸、限铜等措施。宝历二年（826年）颁布《禁销钱为器令》，禁止熔钱制器；大和三年（829年）推行“除陌法”，以规范流通秩序，但成效有限。到会昌年间（841—846年），全国官营铸钱炉年产量降至8万贯，不足开元盛世的十分之一，货币紧缩趋势未能扭转。 四、深层动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涉及的专家指出，灭佛行动背后包含多重现实考量：其一，没收寺院铜器预计可得铜料百万斤，约相当于当时十年铸铜量；其二，强制约26万僧尼还俗，可扩大纳税与徭役人口；其三，削弱与藩镇相互依附的寺院武装力量。出土的“会昌开元通宝”显示，新钱铜含量较旧钱下降约12%，也反映出当时带有应急性质的货币政策特征。 五、历史镜鉴 这场持续18个月的运动在短期内确实增加了货币供给，但对社会经济结构造成较大冲击。大中元年（847年）唐宣宗恢复佛教时，全国寺院数量已锐减至不足200所。现代金融史研究认为，单靠增发货币难以化解结构性矛盾，晚唐仍陷入“税收货币化—通货紧缩—财政枯竭”的循环。
“毁佛铸钱”常被视为以宗教器物换取货币的应急之举，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当国家同时承受财政压力与秩序压力时，如何在资源动员、制度稳定与社会承受力之间取得平衡；历史也提示，市场运行离不开信用支撑；越是在困难时期，越需要以制度化方式化解结构性矛盾，避免用短期手段透支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