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李运昌带着风险要回北京。他是山西长治下放人员，顶着头上还没落实政策的帽子，私自回京被视为严重问题。有两个选择摆在眼前，一是待在长治等待上面的消息，但离京城远，没人记得他；二是回京争取机会。他儿子眼光独到，看到了拨乱反正的势头，像在榆次的王智涛一样没守规矩早回去了。李运昌决定一搏，看中了这股风潮。回北京后，中组部允许他留下，这是一个机会的把握。把时间往前推到1955年，那时候搞工资改革，李运昌拿到行政5级。当时他的工资一个月四百多块，就是金子银子。哪怕到1965年工资减少了些，他还有三百多块钱。猪肉才几毛钱一斤的年代，这三百多块几乎就是金山银山。按道理李家该是富裕人家了，但他却总是入不敷出。这个奇特的情况是因为家里亲戚穷，孩子们多和各种人情往来支出太大了。虽然他级别高但都是副职，在交通部、司法部当过副首长，但行政5级这个级别跟随着资历一直没变。从1966年到1975年他总是把钱花光了。1975年的一次下放让李运昌来到山西长治生活，每月生活费200元。工资减少了一半可是在长治这种地方200元已经算是很多钱了。他在长治生活得很简朴而且还能存下钱来。邻居们对他很友好帮助他度过了那三年冷板凳的日子。所以在1978年他决定抓住机会回北京争取更好的发展前景。1979年的红头文件下来了，李运昌官复原职并成为政协常委享受正部级待遇。李运昌这次回京被证明是正确的选择让他的后半生更有意义。从命运的十字路口到现在经历了很多波折和挑战最终成功完成了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