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骑南下、南宋王朝命悬一线之际，四川战区却陷入军阀割据的治理危机。利州都统王夔握兵自重，十余年间以“王夜叉”之名横行蜀地。他所施行的“蟆蚀月”“错系喉”等酷刑，使士绅百姓闻之色变。据《宋史》记载，王夔甚至以弓弦悬人、醋灌七窍等手段勒索钱财，其暴虐已远超战时所能容忍的尺度。造成局面失控的根源，在于南宋特殊的军政结构。吴曦叛乱后，朝廷对西线将领既依赖又疑惧，久而久之形成“将骄卒惰”的恶性循环。王夔正是借此权力缝隙，以劫掠所得豢养私兵，坐大为难以收束的军事集团。更棘手的是，其麾下“虎狼军”战力强悍，历任制置使顾虑兵变风险，处置时屡屡投鼠忌器。 纵容带来的后果，正在不断侵蚀抗蒙防线。史料显示，王夔部众的暴行致使大量富户逃亡，地方经济对战争的支撑随之削弱；军官阶层与民众矛盾加深，也动摇了防御体系赖以维系的民心基础。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到任后很快意识到：若军纪不整，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难以发挥作用。 余玠的处置策略体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他先派心腹杨成深入军营，以“只诛首恶”的承诺分化王夔党羽，争取中层军官支持；在掌握确凿证据后，余玠亲赴军营当众宣示王夔罪状，既立法度、也稳军心。整肃过程中始终把握“惩首恶、稳大局”的尺度，最终未引发军队动荡。 这场行动影响深远。据《宋季三朝政要》记载，余玠借此确立威信后，随即推进“筑城徙治”战略，构建钓鱼城等山城防御体系。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套体系在数十年间有效牵制蒙古铁骑。从更深一层看，此事也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军事势力关系提供了样本：在维护国家权威的同时，尽可能保持边防体系的稳定。
外敌当前，最忌内部失序；守土御侮，军纪必须先立；余玠处置王夔的意义，不在于一时痛快，而在于以明确法度划清权力边界，让将士与百姓都明白：军队的威严应当用来护民而非害民，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规则约束。历史一再表明，能打仗的队伍先要守纪律，能守边的地方先要得人心；越是艰难时局，越应以制度与公义凝聚力量，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整合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