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集中显现。
随着城市存量更新进入加速期，建成时间较早的小区在停车供给、公共空间利用、消防通道保障等方面矛盾日益突出。
徐梅花在会上介绍，位于香洲区的翠华新村小区建于20世纪90年代，住户1500余户，停车位仅550多个，供需缺口长期存在，影响居民出行秩序和生活品质，也对道路安全、应急通行等带来潜在风险。
类似问题在不少老旧社区具有普遍性，成为基层治理的高频诉求与矛盾源头。
原因——空间约束叠加需求增长，治理机制仍需完善。
一方面，老旧小区规划标准与当下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不匹配，新增停车资源受用地紧张、功能空间刚性等限制，单纯“增位扩容”难度大、成本高。
另一方面，社区内部利益主体多元：居民诉求差异明显，公共空间用途存在竞争，物业、业委会、社区、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与议事协同若不顺畅，容易出现“各说各话”“问题久拖”的情况。
徐梅花认为，破解此类难题，既需要改造资金与工程方案，更需要可持续的协商机制，把分散诉求汇聚为可执行的共识。
影响——治理成效关乎民生获得感，也检验制度执行力。
停车难看似是生活小事，实则牵动安全底线与公共秩序：车辆乱停易挤占消防通道，通行不畅增加交通隐患；邻里纠纷频发，影响社区稳定；公共空间利用失衡，则削弱居民对改造的认同感与参与度。
从更广的层面看，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能否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形成群众认可的方案，直接影响基层治理的公信力与持续性。
对策——以协商共治促“空间再分配”，以代表履职促“共识可落地”。
徐梅花介绍，翠华新村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后，她依托代表联络站，联动驻站代表和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提出建议、开展政策宣讲、组织多方协商等方式推动改造进程。
在多次“香山夜访”式的恳谈中，相关专家、小区居民代表与街道工作人员围绕停车痛点与改造方案反复沟通，最终形成较为一致的治理路径：对小区内使用率不高的网球场实行分时段共享管理，白天满足运动休闲需求，夜间提供停车服务，在不压缩公共活动空间的前提下新增停车位40余个，预计年内投入使用。
这一做法的启示在于：面对存量空间，关键不只是“增加多少”，更在于“如何更高效使用”。
通过协商把公共资源的时间维度纳入配置，实现功能叠加，既降低改造成本，也减少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为后续治理留出了合作基础。
围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徐梅花提出，代表履职要从“坐等来访”向“主动下沉”延伸，既要能讲政策、会沟通，更要把走访调研作为基本功，在日常接触中当好社情民意的收集者、矛盾纠纷的调解者、社会治理的监督者与群众信任的联络者。
她建议常态化开展“每周一接待一走访”等联系群众活动，推动代表联络站与基层治理平台融合发展、协同发力，并运用信息化手段打通线上线下渠道，让民意表达更便捷、问题流转更高效、办理反馈更可追溯。
同时，针对基层诉求多元化趋势，她提出镇街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多元共治平台建设，探索并推广物业联席会议、居民议事协商等机制，形成“遇事有处说、协商有人牵、问题有人办、结果有人评”的闭环，引导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把被动管理转为主动治理。
前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机制常态化与能力建设。
业内人士指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之一，是把协商机制嵌入社区运行，将矛盾化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下一步，随着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类似分时共享、空间复合利用、共治议事规则等办法有望在更多社区复制推广。
但要实现可持续，还需同步完善公共空间使用规则、管理责任分工与监督评估机制，提升物业、业委会和居民自治组织的协同能力，避免“一次性热闹、后续乏力”。
通过制度化的议事平台和清晰的责任链条，基层治理将从“解决一件事”走向“完善一套机制”。
从翠华新村的停车位改造到基层协商机制的创新，徐梅花的履职实践印证了"中国之治"的深厚根基在于激活基层细胞。
当人大代表既当"传声筒"更做"处理器"，当居民从政策旁观者变为治理参与者，那些曾被视为顽疾的社区难题，正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机制找到破解之道。
这不仅是治理技术的升级，更是治理哲学的升华，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基层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