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运行在恢复向好基础上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部分行业和地区压力较大等挑战。
如何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把握力度与节奏，在补短板与强弱项之间提升政策精准性，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课题。
在这一背景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力度”与“温度”并重，以稳定总需求、改善民生预期、增强发展韧性为主线，既着眼当下稳住基本盘，也兼顾中长期可持续。
从原因看，一方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在上升，国际需求波动、地缘风险等因素对出口和产业链稳定带来扰动；另一方面，国内处于结构转换与动能接续的关键阶段，消费潜力释放仍需政策撬动，就业与收入预期对消费意愿形成重要影响。
同时，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部分投资项目收益与期限错配等问题，也要求财政资金更注重投向质量与回报效率。
在此情形下，财政部提出“总量增加、结构更优、效益更好、动能更强”，本质上是通过扩大必要支出、优化资源配置与推进改革联动，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从影响看，“总体支出力度只增不减”释放出明确政策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与居民信心。
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保持必要水平，意味着宏观政策将继续在稳增长方面发挥关键支撑作用，尤其对稳就业、稳企业和稳市场具有直接带动。
与此同时，“重点领域保障只强不弱”将进一步强化对民生、消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支持，有利于缓解结构性矛盾，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对策层面，财政政策将更强调结构优化与精准投放。
一是打破“基数+增长”的固化机制，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推动资金安排从“惯性分配”向“绩效导向”转变，通过压减低效无效支出，把更多资源投向紧要处、关键处。
二是突出提振消费与“投资于人”导向，围绕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强化对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持，通过更有“温度”的公共支出改善预期、扩大内需。
三是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并优化实施机制，推动形成有效投资、拉动相关产业升级与设备更新。
四是完善专项债券项目负面清单管理，深化地方“自审自发”试点，提升项目筛选与资金使用效率，强化资金投向与偿债能力匹配，促进债券资金更好发挥稳投资、补短板作用。
五是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探索创新政策工具，放大公共资金杠杆效应与政策外溢效应，更有效带动社会资本参与。
在前景判断方面，2026年财政政策取向强调“更积极”，但同时提出充分考虑中长期可持续性，意味着政策将更加注重“能持续、可评估、有效果”。
一方面，通过预算绩效管理、资源统筹和支出结构优化，有望提高每一笔资金的边际效用，避免“撒胡椒面”式投入；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提升转移支付效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升基层“三保”保障能力。
与此同时，推进优化出口退税政策、清理规范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改革举措，将有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增强经济内生活力与长期增长潜力。
总体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总量”和“优结构”之间寻求平衡，在“稳当下”和“利长远”之间加强衔接。
随着相关举措落地见效，消费潜力释放、民生保障改善、有效投资扩大与改革红利叠加，有望共同支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夯实基础。
2026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信心。
通过精准发力、协同配合，财政政策将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形成合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这不仅是应对当前挑战的现实需要，更是着眼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必将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注入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