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这个日子，正好赶上1915年10月那个时间点，其实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了。话说1914年夏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的一群留学生聚在一起聊天，其中就有任鸿隽、赵元任、秉志、周仁、杨杏佛这些人。大家聊着聊着，心里就犯嘀咕：咱这国家太穷太弱了，制度改了也没用，最缺的就是科学。为了把这科学知识带回中国，他们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本杂志。这群年轻人真是主动担当，肩负起了这个历史使命。 你猜怎么着？1915年1月，《科学》杂志就出来了。你看看这一期的杂志，排版全是横的，用的是西式标点符号，跟咱们平时看的书完全不一样。内容也很新鲜，全是讲科学原理、传播科学思想。任鸿隽还写了篇文章叫《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直接指出咱们老祖宗不重视自然研究的毛病，振聋发聩地喊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杂志一出来，好多知识分子都觉得这是个好东西。有个清华的学生叫叶企孙才17岁，在阅览室看到这杂志后深受震撼，“科学”这颗种子就这么深植在他心里了。 光办一本杂志肯定不够啊！这群人眼光放长远了。到了1915年10月25日，他们就把《科学》杂志社给升级了，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宗旨也很明确：联络同志、研究学术、让中国科学发达起来。这么一来，科学传播就从个人行为变成了有组织、有目标的系统事业了。 刚开始创业那阵子可真难办啊！启动资金只有400美元，全靠留学生们发股票凑的钱。这点钱哪够啊？就只能用来付印刷发行的费用了，连稿酬都发不出来。所有编辑撰稿工作都是义务的，有时候还得自己贴钱。听说赵元任他们为了省钱支持社务，吃饭都得缩着肚皮吃，营养不良还病倒了好几次呢。 好在大家都很团结、很无私。《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就是靠这种奉献精神才撑过来的。它不仅传播知识，还诠释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刚好赶上新文化运动要开始的时候，《科学》杂志的“科学”旗帜跟后来的“民主”思潮一呼应，就成了思想解放的大浪潮了。 你再看看后来的影响有多深远吧！任鸿隽后来成了化学与科学教育的奠基人，赵元任搞语言学也很有名，秉志搞生物也厉害……他们通过教学和研究把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回过头看那个年代的故事才发现：那本薄薄的杂志意义大着呢！它是一代人理性选择救国道路的体现。 不管什么时候回望这段历史，都能感觉到那股子热乎劲儿。它告诉咱们：国家进步离不开人对先进知识的追寻和对使命的奉献。先贤们点的这把科学启蒙之火啊，虽然光很微弱但永远照亮着后来者前进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