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教唆醉驾”是否当然构成共犯，如何把握边界。 醉驾入刑以来，公众对酒后驾驶危害的认识不断加深，但现实中也出现利用公共安全类犯罪“做局”、牟取非法利益或借机争取从宽处理的情况。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聚焦的正是以“设局”诱导他人醉驾，再通过报警“揭发”获取立功等利益的行为。裁判要点深入明确：并非所有口头鼓动都当然构成共犯；但对通过欺骗、怂恿等方式促成醉驾、且情节恶劣的，应依法追究危险驾驶罪共犯责任。这既回应社会关切，也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更清晰的尺度。 原因——利益驱动叠加侥幸心理，催生“诱驾—举报”链条。 从案情看，涉案人员为获取从宽处理等利益，事先设计并实施“诱饮—诱驾—指引上高速—报警揭发”的完整流程：先以陪酒、谎称可找代驾等方式打消顾虑，再以“有安排”“有人包房”等理由诱使继续行程，随后以所谓“提前通风报信”等方式怂恿高速公路行驶，并实时向“揭发者”通报动态，最终推动对方完成醉驾犯罪事实。此类行为的出现，一上是个别人员将宽严相济政策误读为可操作、可交易的“筹码”；另一方面是法律意识淡薄，把醉驾当成可控制的“风险事件”。同时，在一些场景中，对酒后出行的劝阻、代驾保障和同伴责任意识不足，也让“被推着走”的情况更容易发生。 影响——既危害公共安全，也损害司法公信与社会信任。 醉酒驾驶直接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尤其发生在高速公路等场景，潜在后果更为严重。而“设局诱骗”还带来叠加危害：其一，将他人推入刑事风险甚至生命风险，把公共安全当作牟利工具；其二，若通过虚假“立功”换取从宽处理，容易挤占司法资源、干扰事实认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与公正形象；其三，可能引发模仿效应，形成以举报换利益的灰色链条，进一步侵蚀社会信任。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有助于释放对“做局式教唆”依法从严惩治的信号，压缩利用制度漏洞套利的空间。 对策——用清晰标准划线，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治理合力。 此次案例的核心在于“划界”，即对教唆行为的性质与情节进行区分评价。司法层面，应抓住关键事实要素：是否存在欺骗、诱导、组织分工，是否提供车辆或行程安排，是否持续怂恿并实质促成醉驾等客观行为；是否以获取利益为目的，是否选择高速等高风险路段，是否对被教唆者实施心理操控或作出安全承诺，是否形成“先设局后举报”的闭环。具备上述特征且情节恶劣的，依法以危险驾驶罪共犯论处，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对仅停留在一般性言语鼓励、情节一般的，不宜简单扩大共犯范围，避免打击面过宽。 治理层面，应强化“源头预防+过程劝阻”：在餐饮、聚会等场景强化“饮酒不驾车”的明确提醒与规则；完善夜间出行供给，提高代驾、公共交通等替代方案的可获得性；对“团伙陪酒—诱驾”等线索加强研判，及时识别组织化、利益化倾向；对企图以不正当方式“制造立功”的行为，依法纠正并追究相应责任，形成有效震慑。 前景——以案例统一裁判尺度，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更法治、更精细。 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既需要持续依法严惩醉驾，也需要在个案中准确识别新型共犯模式，防止出现“以惩治醉驾之名行设局之实”。指导性案例通过明确“情节恶劣”与“情节一般”的区分思路，为基层司法机关处理类似案件提供更可操作的参照，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稳定社会预期。随着规则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对教唆、组织、胁迫、欺骗等促成醉驾行为的认定将更趋严密，也将促使对应的人员不敢、不能通过危害公共安全来换取私利。
这起案件及相应指导性案例，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它明确了教唆他人醉驾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有助于形成更有力的威慑——保护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它也提示制度运行必须防止被滥用。立功制度本意在于鼓励犯罪人悔改并协助司法机关打击犯罪，但一旦被用作牟利工具，反而会成为法治漏洞。唯有完善规则、严格规范司法权力，才能减少制度被套利的空间，维护法治的权威与公信力，让法律更好地起到保护人民、惩治犯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