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老城厢综合网格作为小东门街道内唯一居住型社区，覆盖5个居民区、13个小区，承载近三分之一的街道人口。
区域内建成区、在建区、待建区并存，新旧业态交织，既有老旧小区密集、公共空间紧张的现实，也有沿街商业活跃、人员流动频繁带来的管理压力。
共享单车“潮汐式”淤积、动迁地块废品堆放、生命通道被占、加装电梯邻里协商分歧、广场舞噪音扰民、学校周边停车秩序等问题交织叠加，呈现典型的“多主体、跨边界、易反复”治理特征。
单靠单一部门或单一力量，往往出现响应慢、协同弱、反弹快等情况。
原因——一方面，空间形态与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增加了治理颗粒度：老旧里弄与新建小区并存，公共资源相对紧张，需求更趋多样，矛盾更容易集中在“停车、通行、安全、环境、噪声”等高频领域。
另一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却容易“各管一段”：行政执法、物业管理、商户经营、居民自治、动迁建设等职责边界不同，信息不对称导致问题在链条中“传递折损”。
此外，部分民生事项牵涉利益调整，如加装电梯、管网改造等，需要充分协商与持续推动，既考验组织动员能力，也考验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工具。
影响——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居民获得感、商户经营预期和街区安全底线。
会上公布的数据提供了观察窗口：全年累计收集居民意见480余条，解决率超过92%；通过源头治理与协同响应，辖区12345工单数量从上半年108件下降至下半年27件，反映出问题处置从“事后接诉”向“前端预防”迈进。
多个堵点被集中攻坚后，公共秩序与生活便利度同步提升：共享单车归位带来通行空间释放，废品堆放清理与生命通道畅通强化安全保障，电梯启用改善老年人出行条件。
对商业街区而言，环境秩序的改善与规则的稳定，也为营商环境提供了可预期性，减少因反复整治带来的经营扰动。
对策——针对“跨部门、跨领域、跨主体”的治理难题，老城厢综合网格以党建引领“多格合一”机制为牵引，强调“服务为本、多元共治”，在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上同步用力：一是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协同闭环，把居民诉求、现场巡查、平台线索等纳入统一调度，通过联动行政、执法、服务等资源开展“靶向攻坚”，形成从发现、研判到处置、反馈的完整链条；二是以制度化联结强化协同韧性。
会上，上海绿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乔家路居民区党总支完成党建联建签约，推动政企社专业力量在网格内形成更紧密的合作机制，面向背街小巷环境秩序等长期性课题提供“持续供给”而非“临时支援”。
同时，南房物业老城厢服务中心与沿街商铺代表签订“商居联盟”倡议书，引导商户从环境治理的“受益者”转向“责任合伙人”，将治理触角延伸到街区日常管理的末端。
三是把服务供给嵌入治理过程，让群众更易感知、愿意参与。
活动现场开展防诈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解读、线上平台推广与低碳工坊实践展示，体现以公共服务提升参与度、以参与度反哺治理效能的路径。
前景——从一年实践看，网格治理的关键不在于“解决了多少件事”，更在于是否形成可复制的协同机制与可持续的社会动员。
随着联建机制与商居联盟落地，未来在公共空间治理、街巷秩序维护、老旧小区更新协商等领域，网格有望实现“常态协同、前置预防、快速响应”。
同时，社区合唱队、物业团队、年轻商户与“历史文化推荐官”等群体性参与，提示基层治理不仅是管理过程，也是共同体培育过程。
当互信关系逐步积累、规则意识逐步增强，治理将更易从“硬性整治”转向“柔性自觉”，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共建”。
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老城厢的探索也为存量城区如何兼顾烟火气与秩序感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
老城厢综合网格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的创新不在于追求高深的理论，而在于激活基层的内生动力。
通过党建引领，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有机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既破解了治理难题，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种"从硬性破解到柔性链接"的治理创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其他地区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新时代城市治理中，唯有让治理更贴近民生、更富人性，才能让基层成为温暖的共同体，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