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周汝昌先生过八十大寿的时候，我跟他商量，到底是写传记还是搞年谱。琢磨来琢磨去，他觉得年谱长编更靠谱，既能把海量的材料都塞进去，又能用时间线把学者一辈子的事儿串起来。之后这二十多年，我和伦苓学姐老在一块抠细节，可心里压力越来越大：怎么把这本书弄得又长又编得好，既照顾到整体又突出重点？这简直是个大难题。 年谱跟家谱在中国古代算是双璧嘛，家谱讲血缘，年谱看人。到了北宋那会儿，民间修家谱成了一种风气，咱们这种学人的年谱也就跟着出现了。孙诒让有句话说得挺实在：不把时间搞清楚，就没法看到全貌。王懋竑的《朱子年谱》把考证、传记还有题跋都放在一块了。民国以后胡适写《章实斋年谱》，丁文江搞《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把人放到大时代里去写”，这就让年谱从单纯记事变成了思想史。 这种“长编”的体例在通谱里算是容量最大的了。司马光搞《资治通鉴长编》那会儿定下来的规矩——按时间空间来安排，然后汇总成书——一直没变过。周先生的人生跨度从民国初年一直跨到了新时期，认识的人政界商界学术界都有，著作又特别多。要是光用那种简单的年谱记事儿肯定不行。咱们用长编的办法，把日记、信札、档案、诗词甚至口述史都拢进来，“按年记事，拿史实来证明”，这样读者既能看到日子是怎么过的，也能看出思想是怎么变的。 史学不分段的话材料就乱得跟珠子似的。周先生的一生分成青少年、中年、晚年三大段，每一段又分三个小阶段： ◆ 第一阶段（1918—1953）： ◇ 1918—1939 年是在中小学和童年时期，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保守和自由两种想法并存。 ◇ 1940—1946 年在大学念书，甲戌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被发现了，索隐派被考证派取代。 ◇ 1947—1953 年重返燕京大学，《红楼梦新证》写出来并且定稿了，红学这门专门学问的特征就在这个时候立起来了。 ◆ 第二阶段（1954—1977）： ◇ 1954—1961 年学术上停滞了一阵，思想改造、院系调整把个人探索的路子给挤没了。 ◇ 1962—1965 年研究又恢复了一点，曹雪芹去世两百周年的时候搞了纪念活动。《曹雪芹家世丛话》和《曹雪芹传》先后印出来了。 ◇ 1966—1977 年的十年浩劫中版本资料都被抄走了。先生被下放到咸宁去干农活。就是在那种艰难的环境里把《红楼梦新证》增订再版了。 ◆ 第三阶段（1978—2012）： ◇ 1978—1986 年学术上重新焕发了生机。改革开放带来了好多新东西。《石头记会真》的工作也开始了。 ◇ 1987—2004 年他退出了红学会。庸俗社会学老是干扰研究。先生一个人对着夕阳搞研究。最后《石头记会真》总算出版了。 ◇ 2005—2012 年是最后十年。红学往西方那边走了，往文艺化那边走了。先生在逆境中写了好几本书。讲精神文化这块成了亮点。 材料要全才行。《梁启超年谱长编》里有两千多封私人信件；《胡适年谱长编》有三百多万字；《陈寅恪年谱长编》连亲友的诗简和报纸上的东西都收进来了。周先生的年谱也得冲着这个目标去：公开的著作、没发表的日记、诗词信件、口述回忆、家谱碑传、档案抄件这些都得找齐。现在最急的是把当事人采访的录音和散落在各处的信都抢救下来——“让声音和笔迹回到那个时代去”。 钱穆让读者对历史有点“温情”，别犯虚无主义；班固夸司马迁写得直白又准确。周先生跨了一个世纪看到了好多变化；红学又是近三百年最受争议的学问。我们得抱着三种态度：尊重历史、讲究实事求是、还要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回到那个年代的场景里去想问题才行。“隔靴搔痒”的那种看法咱们不要。 朱熹注《论语》的时候说“只传述前人的话而不自己创作”；胡适则主张“凡是有时间点能考证的都得按年编注”。周先生的年谱长编打算照这两条路子走： 叙事方面——按年头把事情列出来 详写人略写事 考订方面——用按语把真假对错说清楚 把缺漏的地方补上 钩玄方面——探索思想脉络和文化生命 用精神这条线把全书串起来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的历史节点上发议论；梁启超评章学诚说可以把他当当时的思想史材料看——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今天写按语的时候咱们也得把考证、解释和评论都综合起来让读者既能看到时间怎么流转又能看到思想是哪儿来的。 理想的目标嘛：这部书不光是一个人的历史。它得是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得是现代人文学术的历史；也得是咱们民族文化的缩影。一部书把这三个史融在一起才算得上“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