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钱钟书先生跟《围城》，那真是一段从上海到北京的漫长重逢。大家都知道，这部作品最早是在1947年于上海印出来的，那时候《围城》特别火，短短四年里头连着印了三版。不过好景不长，后来因为国内打仗，内地就没再出新版了。读者要想看，只能靠香港那边偷偷倒过来的盗印本。再看看台湾那边审查更严，连盗印的书都很难见着天日。一直拖到1970年代，多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在国外给了很高评价，《围城》才慢慢有了各种西文译本。还有日本京都大学的荒井健教授，他在1980年代就跟我提过翻译的事，最近还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译文。 到了19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提出要重新排印这本书。这一回，《围城》总算能堂堂正正地在国内跟大家见面了。那一刻我心里头真是又惊又喜，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感觉心里头缺失的部分一下子就补上了。其实写完《围城》之后，我自己心里都犯嘀咕，觉得不满意。于是我又琢磨着写另外一本叫《百合心》的小说。这个名字是取自古法语的“Lecoeurd’artichaut”，里面的女主角是主角。 稿子写了两万多字的时候赶上1949年夏天搬家，全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忙乱中我把一叠草稿当成废纸给扔了纸篓里头，这下可好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创作的劲头儿随着年纪慢慢消退了，能力也跟着下滑——也许这俩本来就是一回事儿吧。咱们总爱把一时兴起的念头当成一辈子的本事看待，以为自己想写就一定会写好。 人家都说幸运女神偏爱年轻人，文艺女神也不会偏心老头子。虽说有例外情况吧，但大体上是这么个理儿。后来我慢慢收了心不打算再写小说了。几十年过去了当初脑子里的人物情节早就模糊不清了。就算能想起来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会点菜不一定就能把一桌酒席给摆好。 唯一剩下的念头就是：要是哪天《百合心》真能写完，它一定比《围城》更出色。人还没老呢梦想倒是先老了；对于够不着的葡萄咱们总是一边说它酸一边又觉得它甜得不得了。 初版校读的时候比较马虎留下不少错字和标点的问题给译者挖了坑。这次借着重印的机会我特意把字句校勘了一遍。原序里郑西谛先生让我加的那段内容因为在美国已经被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合译版给删掉了所以我也一并给省略了。希望这次的底本能让读者少踩几个雷区。 晚上在印度洋上看海上的日落景色可真是美极了。那时候太阳还没彻底落下呢船还在疾驰可夜还没完全黑下来像被油浸过的纸一样半透明的。好像太阳把夜给抱在怀里分不出你我来或许是因为太阳太醉人了所以晚霞褪去后的夜色也带着点酡红色。等酒劲儿过了大家醒了一身汗跑到甲板上吹风这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是七月下旬按旧历算正好是三伏天一年最热的时候呢。